Page 91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物交换时是自由的（卡尔桑提，2023：23）。 之所以这两种矛盾的心理能
够被同一个义务体系所接纳， 是因为巫术和宗教所形成的虚构象征机
制，使得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被混淆，这个过程中精神和物质也被混
淆了，所有的界限都模糊了。
所有这些体制，全都表明了同一个事实、同一种社会制度
和同一种特定的心态，即一切———食物、女人、儿童、财物、护
符、土地、劳动、服务、圣职和品级———都是可以转让和移交
的。 这些进出来往，便意味着无论在氏族之间、个体之间，还是
在品级之间、性别之间和世代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既关涉物也
关涉人的精神方面的持续交换。 （莫斯，2017：27）
在这种混淆之下，个体在实际的行动中把自己等同于集体。 莫斯所
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基于总体性的机制。 这个机制并不意味着人们把
某种义务内化于心，以此来建立自己的心理结构；也不指向某种能够承
载象征内容的“漂浮的能指”（列维-斯特劳斯，2023：99）———在象征符
号中，人们好像无意识地进入了某种“集体性”之中。比起用道德来整合
社会，进而实现秩序的持续性稳定，莫斯认为更重要的是观察这种机制
本身。这个机制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社会可以是集体性的、秩序的，也
可以是个体化的、彼此争斗的，集体性的社会存在转化为个体性社会的
可能性，反之亦然。 我们并不需要在集体性或个体性所构建的社会之间
选择一个，也无须让二者始终处在一种平衡的、妥协的关系之中。“二者
之间可以互相转化”的关系可能比“二者间稳定的平衡或者整合彼此”
的关系更重要。 莫斯既强调了一种义务性的礼物交换活动，也没有否认
个人的利益算计与自由的经济行动。 不管是古式社会， 还是我们的社
会，都始终处在强制性和自发性参半的赠礼所形成的气氛之中（莫斯，
2017：149）。 这样的社会中既有个人对权利的情感，也有仁慈之情、社会
服务之情、团结之情。作为个体的人，既是考虑自己功利得失的行动者，
也是考虑社会或其他次级群体的行动者（莫斯，2017：154）。
在《礼物》的结论部分，莫斯对两个群体之间关系“瞬息万变”的讨
论尤为深刻。 两个群体之间进行交换而非战争，的确取决于道德维度的
理性和责任心，更难能可贵的是，两个群体并未因此变成一个群体，道
德上即使不相容，也能维系一种和平的交换关系来促进彼此的进步（莫
斯，2017：175），“对立却不必互相残杀，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 由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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