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8 - 《社会》2026年第4期

个体与集体之辩：莫斯论法国社会主义中的总体性

让人误以为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合法的载体，实际上这一载体除了指国
家外还有广泛的专业群体、商业群体和地区群体等，因此“集体化”并
不等于“国有化”。 其次，由“集体”延伸而来的“集体主义”容易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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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 种过渡阶 段——展现的仅仅是一种取消私有制之前 的集 体 所 有
制和共同财产制度（Mauss，2013）。 而实际上集体也并不等同于这种僵
化的制度形态。 如果某一革命使孤立的个体被强有力的命令强行控制
起来，实现了“集体性”并牺牲了自由，那么这种革命便是偏离“社会主
义”的。 在“社会主义”之中，自由与集体性并不必然对立。 17 莫斯从现
实层面说明了这一点。“新经济政策”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俄国目前正
走向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官僚社会主义、自由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的混合体政治。 只不过在此前的革命过程中，自由和集体性被视作对
立关系。
莫斯所期待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怎样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应首
先理解展现二者关系最关键的领域———经济领域———在莫斯这里有怎
样的特殊性。 大体上， 莫斯在三个方面拓展了经济领域既有的理论边
界。 （1）经济领域的概念（尤其是货币），并不只具有经济意义，它既是
经济的现象，也是道德的现象。
货币，作为经济领域的要素，也是国家铸造的政治事物；
对货币有信心，在此基础上激发信仰和信用，这既是一种经济
的现象，也是道德的现象，甚至是精神的、习俗的、传统的现象。
每个社会都是一个道德、技术、经济共同组成的社会，其中，政
治、道德和经济处在一种共同生活的艺术之中。 （Mauss，1924）
这说明，至少经济领域自身就已经蕴含着某种对“总体性社会事实”的
理解。 （2）经济领域不仅在“总体性社会事实”方面指涉着同一时空的
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经济领域也有其纵向的时空关系：交换反映了人
们的“贸易本性”（Mauss，1924）。 任何国家主义、官僚主义和军事经济都
与人类的这种本性背道而驰。 （3） 经济领域本身不必然是纯理性的领
17. 西方社会已然发展出了一种针对市场、生产和消费的成熟的规范。 经济行为中的合
同、信托、雇工都有着相应的法律体系，这些被用来规范参与经济活动的私人消费者、商
人、实业家、金融家、工会等群体的行为。 比起通过国家层面的强有力的暴力和行政命令
来实现监管，莫斯更重视一种组织化的“集体性”的监管。“集体性”的承载者是共同体、合作
社和职业法团这些“中间群体”。 对“中间群体”的尊重，是一个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明智而谨慎的工作（ Mauss，1924），然而俄国革命恰恰取消了这些中间团体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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