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3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性后果负责，莫斯的问法看起来更“科学中立”，也更切中这一问题的复
杂性： 这场在发动者们心中确信无疑的社会主义实验在何种意义上是
一个“实验”？ 换句话说，当“社会主义”从学说变成真实的实践之时，如
果它并没有如它所设想的那样呈现出来，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来看，俄国似乎并不能提供“社会主义”的实
验条件。 经济方面，在社会主义学说看来，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应
该在“经济领域足够发达”。 俄国社会在经济的崩溃与贫困之后迎来了
社会主义革命，它并不是俄国社会自愿接受的或者自然发生的。 在政治
方面，这一革命并没有做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它并不是一个成熟
的国族推翻一个腐朽政权的过程：“它诞生于战争、 贫困和政权 的垮
台。 ”这个政治灾难“是在恶劣的条件下诞生的”，“社会主义”更像是一
个出乎意料的效果或者一次意外， 它被嫁 接到 了 俄 国的社会生 活 中
14
（ Mauss，1992a：178）。甚至这一革命仍被视为建立“国家”的革命。 以此
为目的开展革命并非俄国独有， 这是涂尔干和莫斯所面临的欧洲社会
更为普遍的政治语境。 在这一革命前，德国已经成为了极端国族主义的
典型（王铭铭，2021：263）。 这种国族主义一反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
义”，转而让个人完全牺牲于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建设中。 政治成为了道
德的主人，并将整个社会的集体和个人都“政治化”了。 通过暴力和命
令，国家在内获得了一种统一性的支配秩序，在外威胁着国际道德的生
态。 以国家视角来看待这场革命，表面上描述着其革命的范围，实际上
暗示着这一革命并没有重建一个新的社会， 而是以政治扩张的方式支
配着社会（Mauss，1924）。
除了实验条件的不足，俄国革命在实验步骤上也存在问题。 革命者
创造了一套新的简单直接的步骤。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既有
“社会主义”学说自身。 莫斯认为，既有的“社会主义”一直谨慎地避免
构建乌托邦理论或者给未来社会制订某种规划， 但这导致它除了基本
设想———“以集体性的行政程序来管理事物”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
的方案。 其结果就是，这一设想尤为模糊和不可预测。 这极容易带来目

14. 在莫斯笔下，国族（nation）与国家（魪tat）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国家”可能更接近韦
伯意义上的对领土内的暴力实行正当性垄断的现代政治体； 而国族则有着更多的理论
指向，它既可以在内部实现各种中间群体的连接，也可以在外部实现不同文明和国族的
自由连接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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