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4 - 《社会》2026年第4期

个体与集体之辩：莫斯论法国社会主义中的总体性

的上（道 德 层 面）的 满 足 与 手 段 上（政 治 与 经 济 层 面）的 混 乱（Mauss，
1992a：173）。 手段的混乱导致革命的实际影响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
甚至也不受革命者的控制（Gane，1992：160-161）。 15 莫斯分别从经济和
政治两个领域描述了以“集体性”为道德原则在俄国的实践过程。
从经济领域来看，“集体性”意味着对“自由经济”的全面取消。 具体
而言，在农业方面，革命者在农村进行了分地运动，转而又将个人的土
地所有权加上了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的框架，而后者往往以严厉的征用
和勒索，甚至用军事性质的力量来实现农业生产的集中。 这种既分给农
民土地又在国家维度控制土地的矛盾态度扰乱了原有的生产周期和规
律，最终导致农作物在这一时期的减产、农产品的储备不足，以及最后
的饥荒。 在工业方面， 在经历 了一个短 暂 的、 真正 社会主义式的改
造———把国有工业交给专业团体来经营———之后， 革命者要么分解了
大工业，让俄国工业退回到组织和技术更为原始的阶段，要么把专业团
体的管理权和所有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组织“劳工大军”来建立了
一个“国家托拉斯”形态的政权。 尽管参与到工业生产中的劳动者都能
获得日常所需，但相应的代价是，他们被牢牢束缚在非个人性质的职业
和组织之内。 从生产上看，职业群体遭到了摧毁，生产是由共产主义和
国家控制的；在消费方面，消费品均靠国家统一的调配，这意味着市场
的取消。生产、分配、消费的整个过程都在统一的监管之下，没有公开自
由的对价格的“提供”和“询问”机制，也没有法律来保障个人的购买与
消费活动。 莫斯认为，自由市场对于经济生活而言是绝对必要的条件，
取消了自由的市场， 转而采取压制的行动根本无法实现物质的增长和

15. 莫斯并不否认俄国革命的积极意义：革命者在面对外国干预的风险中，冒着生命危
险表现出了勇气、真诚和无私的品质，并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式。 绝大多数共产党
人、工人、知识分子，以及一定数量的农民和少数俄国贵族，在这场“新社会形式”的创立
过程中，表现出了足够的道德操守和纯洁性：他们管理着一笔巨大的政治遗产，尽管并
不成功，但自己却没有拿走任何东西；他们拒斥了天真的“国际主义”，以联邦的名义恢
复了俄国的团结，甚至在面临外来阴谋时，他们也恢复了俄国本应具有的伟大（ Mauss，
1992a：168-169）。 尤其被莫斯同情的是，这场革命所创造的新社会形式不仅意味着一种
—
新的思想，而且意味着新的组织形式：苏维埃。 这既是一个专业组织——委托给工人委
员会的国家财产的管理者，也是最基本的“细胞”———国家整个行政和立法生活的政治
核心（Mauss，1992a：171-172）。 这一思路在莫斯看来甚至非常接近涂尔干对职业法团和
国家的理论建构，甚至莫斯也点出了从涂尔干到索雷尔再到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脉
络。 然而，莫斯同样表达了对这个新社会形式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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