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1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效的调控和组织化，但这一组织化并不能如圣西门所认为的那样，以经
济组织本身为核心，且国家仅仅为了经济生活而被动地服务，很容易滑
向某种“无政府状态”（涂尔干，2000：15）。 仅凭经济自身无法提供更高
的道德， 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提供节制。 另一方面， 如果偏离“社会主
义”，而仅仅借助强有力的国家来施加外在道德准则，会有过于政治化
的风险，道德判断所构建的批判如果不针对任何经济事实，而是对准一
般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所产生的道德后果，就会带来抽象的道德权威。 对
经济的秩序化和集体化很有可能带来“政治化”的结果。
“社会主义”学说的复杂性就在于此。 至少从涂尔干所展现的学理
脉络中，这一学说首先的确看到了经济领域的问题，但给出的解决方案
是不足够的，而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则又涉及多重张力关系：经济与政
治、社会与国家、个人与集体、自私自利与道德、现实的事务与抽象的权
威等等。 这也是涂尔干所面临的困难。 从不同文本的证据中，我们能看
到涂尔干对国家过于膨胀的担忧， 在涂尔干晚年对德意志国家的反思
中也体现出他对国家问题看法的修正（李英飞，2023）。 尽管针对这一问
题，涂尔干提出了“国家—职业法团—个人”的方案，但他对经济的立场
似乎存在这样的嫌疑： 将经济简化为一个私利性的、 功利主义的领域
（Schiermer，2014）。 由此，涂尔干的解决方案可能更侧重于职业法团这
一中间群体的建设，并依托这一社会组织来调节国家和个人。 现代经济
领域在涂尔干这里存在着天然的局限，以至于无法真正承担整合社会、
带来秩序的任务， 这种判断的核心预设是一种将经济和道德二分的理
论视角。 不同于涂尔干的是，莫斯似乎更多依靠的是经济领域自身的力

（接上页）公民都被禁止私自占用他们的劳动产品，在生产和消费上，乌托邦居民没有任
何自己的经济利益，除了生存的必需品。 此外，公民的生活在时间上被分为两个部分：
（ 1）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2）参与公共事务，前者不能影响到后者（涂尔干，2020a：181-
182）。
在这个区分基础上， 涂尔干认为共产主义学说不仅借助政治实现了激进的道德判
—
断——将私有财产视为自私自利的不道德的根源； 同时， 这一学说借助道德判断所构
建的批 判不针 对任何 经济事 实， 而是 对准了 一般意 义 上 的 私 有 财 产 所 产 生 的 道 德 后
果。 这带来了抽象的道德权威，而不是真实的针对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殊经济组织的
权宜之计（涂尔干，2020a：186）。 尤为关键的是，共产主义使得国 家利益 和经济 利益之
间的距离如同神圣与凡俗之间的距离一样遥远，在这种设想中，国家不能连续地、变通
地、灵 活地、广 泛地发挥 作用（涂 尔干，2020a：192），而 是一种 神秘主 义 的 、 简 单 且 暴 力
的强制性力量。

·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