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5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经济的进步（Mauss，1924）。
在政治方面，“集体性” 的建立依靠的是对暴力的使用和对法律的
漠视。 莫斯指出，革命者将暴力视为政治的信仰和神话加以崇拜，他们
用暴力这种“社会的助产力量”来创造革命的可靠性，但问题是他们混
淆了“助产士”和“新生儿”的区别。 暴力并不是在道德层面发挥它应有
的作用，而只是作为保卫政府的手段。 莫斯在这场革命中看到了暴力对
道德的压制：“暴力并不创造人类的仁慈，也不创造爱，甚至也不创造人
们内心深处的奉献精神。 ”暴力所带来的恐怖“使人们的生活‘转入地
下’，人们极力地让生活退回到自己身边，并通过逃避和惊慌失措的方
式面对暴力，暴力并不能创造约束力，反而创造了人们为了躲避暴力的
‘兴奋’”。 然而，一个号称劳动者全身心投入一切的社会，如果不能激
发起人们内心的积极情绪的话， 根本就无法建立起来。 暴力导致了民
族、国家的生产和创造力的普遍萎缩（ Mauss，1924）。 与暴力相伴的是对
法律“拜物教”式的崇拜。原因在于，在革命过程中被通过的法律并不是
行政法或机构法，而几乎都是“禁止法”。“禁止法”并不促进生产和实
践，其核心在于破坏财产或商业的契约。 这种法律本身只是暴力的捍卫
手段。 从现实来看，面对俄国社会各群体的制度运行和组织安排，面对
各层级的工人委员会、各级政府、消费群体、经济委员会等机构时，“禁
止法”无法发挥让人期待的效果。 法律只能制裁和发挥强制的功能，除
此之外不能创造任何道德，也无法带动经济和技术发展，这导致了社会
的停摆，而这样的社会也就离“社会主义”的期待越来越远了。
因此，无论是条件还是步骤，这场革命都不符合莫斯理解的“社会
主义”的要求，其结果当然也与“社会主义”大相径庭，可以说这个实验
在验证“社会主义”上的确是失败的。然而，莫斯并不仅仅是为了在中立
的立场上理性客观地得出“这个现实的政治实践与‘社会主义’之间无
关”（Mauss，1924）这样的判断。 正如引言部分所提及的，“社会主义”在
俄国的成功或失败都无法直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劣，但莫斯借此却
澄清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自己身处的法国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
采取类似的途径。 在莫斯看来，俄国人走的是所谓“短、直接、容易的革
命道路”， 但实际上， 这是一条危险和令人眼花缭乱的道路。“社会主
义”提供了一种“集体性”的预设，这一点莫斯完全认可，正如莫斯自己
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一样：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性”的行动———“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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