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0 - 《社会》2026年第4期

诸文明的共同基础：莫斯的单数文明论

物这一事实。
因此，莫斯（Mauss，1930：97）指出，“观察非借用，观察对有用之物
的拒绝，是与观察借用同样引人入胜的研究”。 北极印第安人面对极其
便利的水上交通工具，也绝不制造爱斯基摩人的皮艇；图阿雷格人只喝
骆驼奶，对牛奶感到深深的生理厌恶；法国人与英国人基于不同的身体
习惯与文明气质，彼此排斥对方的铁锹。 莫斯（ Mauss，1930：96）将“拒
绝”从消极姿态提升为与“借用”同等重要的、建构文明的积极力量和一
种基于集体意志的主动选择。文明的“独特个性”，不仅体现在它吸收了
什么，更根本地体现在它抵制了什么。 不懂得或无法拒绝的文明，犹如
无力回赠的负债人，最终将丧失独立性与尊严，消融于外部影响之中。
文明的区域，在“借用”的推动和“拒绝”的划界中不断被塑造，而文明
的形式则在“拒绝”的守护和“借用”的丰富中得以维系。
在阐释了复数文明之间的“借用” 与“拒绝” 的动力学后， 莫斯
（ Mauss，1930：101-102） 在其报告的第三部分“‘文明’ 一词的日常意
义”，回到了最为棘手的单数文明概念。在政治家、哲学家和公众的话语
中，大写的文明时常出现，仿佛是具有完美本质的理想状态。 在莫斯看
来，它却只是“一个神话，一类集体表象”，扎根于 19 世纪以来西方世界
特有的意识形态 （idéologie）———将某一国族或阶级的特殊历史经验偷
换为全人类的普遍命运，将“文化”或“自己的文明”（“sa”civilisation）当
作“唯一的文明”（“la”civilisation）。 在理性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话语中，大
写的文明又被擢升为“共同理想”与“人类进步的理性基础”，然而，“自
然，这个文明始终是西方的”，“因为他们通常对其他文明一无所知”。
莫斯（Mauss，1930：102-103）并未停留于批判，而是试图对大写的
文明进行社会学重构。 他观察到，当下的世界的确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
渗透。“不断增长的国际性现实”通过电影、留声机和无线电等全新的交
流形式得以实现， 现代世界的机器与化学工艺无法像旧事物一样停留
于此地或彼地。 其结果是，共同领域正在经验层面被强制性创造出来，
“即便诸民族与诸文明依然存续，它们的共同特质将会越来越多，每一
种文明的形式将更趋相似”。
如果说诸文明通过“拒绝”来维系其存在，那么不可逆转的“借用”
正创造出日益增长的、作为复数文明互动趋向的共同领域。 基于此，莫
斯得以在普遍主义信念的废墟之上，为单数文明勾勒出一个极为辩证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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