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5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这些解读所错失的是莫斯将此种张力作为起点而展开的思想工
作。 在 1927 年的《社会学的划分与比例》中，莫斯（Mauss，1969a：181）仍
将关于文明的研究安置于一般社会学的末尾， 作为各门特殊社会学研
究之后的结论，认为这些被“糟糕归类”的现象应“与其余部分分开”。
到 了 1934 年 的 《描 述性 一 般 社会学 大 纲 片 段》， 莫斯（Mauss，1969b：
312）建议放弃将一般社会学划分为“社会形态学”与“社会生理学”的学
派 惯 习 ，改 以“内 部事 实 ”与“社会间 事 实 ”为一 般 社 会 事 实 的 根 本 区
分，并把“文明”界定为社会间事实的更一般现象，意在打破将社会视为
封闭有机体的预设。在“内部或社会间”的框架下，文明不再是社会或某
些特定习俗与工具的国际化（ Mauss，2002：30），相反，社会正是通过往
来和接触，通过“借用与拒绝”才获得其形式（ Mauss，1969b：347）。
莫斯由此将文明从 1929 年讲演中那有待探寻的终点再次拉回了
起点，也标志其从“关于文明的人类学”（参见 Bert，2009）到“文明人类
学”（参见王铭铭，2014b）的视角转换。 坚持文明分析的学者们虽将文明
从原始社会的对立面中解放出来， 但未能使其从社会的对立面中解放
出来，换言之，他们始终未能除去社会先行存在，文明只是其关联模式
的事后命名（ Nelson，1981：83；Eisenstadt，2003：35）或“文明如同文化，但
它 强 调 的 是 文 化 的 传 播 ， 它 又 部 分 地 类 似 于 社 会 ”（Feuchtwang and
Rowlands，2019：11）的预设。 格林菲尔德（2024：170）精辟地指出，莫斯
“直觉地认为，文明与同一范畴（也就是文化）内其他进程具有本质区
别”，而文明分析的代表人物“首先忽视了将文明与其他文化现象区分
开来的逻辑要求”， 当文明沦为终极部落或多社会群聚的任意命名，宗
教、国家、区域乃至人性皆可被随意封为“文明”，“一切都会成为文明
分析的对象，这就使文明分析在理论上失去了意义”。
文明分析的复兴（从约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与同时期社会理论内部
对“社会”概念的反思———如吉登斯、图海纳、迈克尔·曼等人对帕森斯
式社会学所承袭的、源自理想化民族国家的“过度整合的社会图像”的
批判，图海纳直接以“无社会的社会学”（une sociologie sans société）为其
纲领———处于同一知识情境之中（Arnason，2018）。 文明分析虽然未与批
判建立直接对话，但其复兴亦是对反思“社会”概念的另一种回应。“文
明”事实上被征用为“社会”的大规模替代物或是“社会”的意义世界之
想象（ Eisenstadt，2004：48），它的跨界性与异质性恰是封闭社会模 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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