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6 - 《社会》2026年第4期

诸文明的共同基础：莫斯的单数文明论

欠缺的属性，其内涵由社会的反面投射所规定。 锚定于社会的预设使整
合与关系的二元分类反复生成，对文明的争论只能在这两极之间往返，
极化为亨廷顿理论和以“流动”“杂糅”“解域”为旗帜的后社会论述，而
无从抵达正面构想。
我们若能学习莫斯将单数文明在经验以及学理层面前置， 即作为
社会与文化得以铺展、相互鉴别与交流的古式基础与元形式，文明分析
关系转向的解构工作或许可以在“借用”与“拒绝”之上获得它未曾找到
的建设性对应。 莫斯亦因此得以自“复数文明论先驱”这一局促位置里
脱身，毕竟他早已指出，所谓“原始世界”与整个古代世界保持着多得多
的接触（ Mauss，1974d：522），现存“原始社会”不过是庞大的“新石器及
铜石并用时代文明”的遗迹（ Mauss，1979：220），“原始社会”研究者始终
“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文明”（ Mauss，1974e：157），即便是“左与右”“上
与下”这类最基本的空间范畴，也呈现出跨越太平洋、连接亚洲与美洲
的一致性（ Mauss，1974f：144-145）。 欧洲思想也不过是“来自极远之处
的波动与回响”（Mauss，1974e：155）， 那些常被视为起点的孤立的原始
社会，实则早已是世界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在中国学界，学者们对莫斯思想的取用呈现出相似但有别的形态。
莫斯文明理论的中国之旅始于其学生卫惠林在 1935 年的译述。 卫惠林
以世界主义的立场，将莫斯标题中的“诸文明”改译为“文化”，并显著
压缩了原文中关于“拒绝”的论述，以阐发跨越国界、自由联合的人类文
化理想（ Mauss，1935）。 其同门凌纯声（1979：43；2012：1-22）则反其道而
行，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等研究中，将莫斯强调“借用”的文明理
论征用为“夷夏东西说”的工具，服务于其边疆文化国族化的立场（王铭
铭，2011：498）。 真正在概念层面对莫斯文明理论提出修正的是其另一
位学生杨成志。 莫斯（Mauss，1930：88-90）所设定的文明的“形式”，即文
明独特个性所赖以维系的那种具有内核 般 坚 固 性的构 成 ， 被 杨 成 志
（2003：278-279）改写为“内边缘”：如 粤 北 瑶 族 文化 型 总 合 体 的“内边
缘”是一段与其外围（汉化）在“并行平列”或“不约而同的辐合”之间调
整的模糊地带。 这一改写从中国文明长时段的多元统一经验中萌生，
是莫斯的欧洲国族语境所难以提供的。 它也呼应了中国现代社会思想
自其发 轫 处 的“会通 ”传 统 ，当 代 中 国 学 人 对 莫 斯 的 援 引 延 伸 了 这 条
“会通”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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