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7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进入 21 世纪，回归莫斯与从理论上重新界定文明的内涵以研究和
阐释中国，探讨“中国”与“文明”间独特关系的任务紧密相联（贺桂梅，
2017：31、35）。中国学者一方面借由“文明”为中国确立超越国族的主体
位置，另一方面又对“文明”概念的历史包袱以及“文明”被国族主义意
识形态收编的倾向保持警惕（贺桂梅，2017：43；王铭铭，2014a）。 为回应
此种张力，莫斯的复数文明论被援引为关键的第三条道路。 必须指出的
是，学者们对莫斯思想的取用并未止步于以“超社会体系”或“跨社会体
系”为中国争取理论位置（王铭铭，2015：110-135；汪晖，2010：ix-xvii），
在复数论之上，还隐含着一条通向普遍的路径，经由莫斯所开启的诸文
明之关系、比较与总体视野而抵达：诸文明本就互为他者、互为环境，经
由“翻译”而持续相互渗透。“在相异中产生相依，在相依中产生相异”
（王铭铭，2014a：40），“通过对世界诸文明从古至今的比较考察，在共筑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上进行普遍历史的探索”（渠敬东，2021：72），复数文
明论由此提供了“真正‘多元世界’的批判性视野”（贺桂梅，2017：42）。
本文重读莫斯的单数文明论述，试图为上述研究补充两点。 其一，
复数文明的互动持续累积出逻辑先在的共同基础， 反过来构成诸文明
得以辨识自我、确立独特个性的先决背景。 倘若如此，所谓“中国视角”
“西方视角”乃至“非中非西视角”的对立便被消融于其 前 提 之 中———
“我者”与“他者”早已扎根于彼此，没有哪一种视角不是复合性的，但
又拥有彼此的“视差之见”，“中国化”在更深的意义上即“世界化”。 反
之，我们或许能够从通常认为的“边远”甚至是异域，识别、理解并获得
一种“中国视角”，而不陷入自夸。 其二，“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亦不
构成两难，复数文明与单数文明本就张力共存而非彼此消弭。“拒绝”本
就是文明的常态，联系/团结因分离和对抗而得以维系和强化。 真正成
为问题的是那种将“借用”贬抑为“污染”的国族主义病态，其根源在于
否认和遮蔽诸文明本就互为环境与产物的事实， 将自身理解为无关系
的创造，而这亦是以“国族”为出发点或保卫对象的莫斯文明论难以根
除的隐忧，也许中国的历史及现实能为莫斯未竟的构想提供土壤。 综上
所述，“文化自觉”并不意味着某种“中国例外论”，但也无须彻底放弃
单数文明作为人类共同愿景的可能性。 真正的自觉在于辨识中华文明
的独特个性如何从与无数他者长期融通的历史之中生发，又如何想象、
占有、塑造那份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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