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3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相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乐观主义，在这十年间，莫斯与其
说走向了“审慎”（参见 Fournier and Terrier，2013：41），不如说浸染了更
深的失望。 在《国族》中，莫斯（Mauss，2013：57、273、404）的确展现出某
种乐观主义，“世界人类文明”与“永久和平”的理想似乎正一步步从实
然通往应然，但战后秩序的脆弱使他意识到，历史进程或许不能为道德
理想提供担保。 他试图悬置“价值”判断转向描摹“事实”，尽管如我们
所见，他对事实的反复强调本身已经是价值选择，退回到《礼物》那种以
荣誉和对抗为核心的“荣耀逻辑”，在现代条件下或许更为危险：“一部
分文明要素……被转化为国族暴力的要素，甚至更糟，转化为国族的傲
慢。 或许，诸国族将再次毫无顾忌地脱离那一哺育并不断提升它们的整
个人类”（Mauss，1930：102-103）。
因此，尽管内心深处怀抱着对“礼物”的珍视，他也选择描述并接受
那个正在成为全球共同基础的“技术与理性”逻辑的经验现实。 维系复
数文明界限的“荣耀与任意性”逻辑，还有他早期论述过的那些文明的
节律性与超社会性将作为一个地方人性的普遍基石， 如同沉积层般始
终存在。 而在历史的表层，导向单数文明融合的“技术与理性”逻辑正在
展开并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不断侵蚀着古式基石的样貌，但更重要的
是，这又恰好持续地激活着它的生命。 因此，“单数文明是融合的界限”
并非一套用以解决冲突的规范性方案，而是对现代世界“张力本身即秩
序条件”状态的体认。
莫斯最终的立场是一种悲欣交集的现实主义：他一方面承认“诗人
和历史学家会对地方风味的消逝感到惋惜”（Mauss，1930：103），但另一
方面他又坚持他所描述的这一切，包括“不断增长的人类共同所得”，是
“基于事实的”必然（Mauss，1930：104）。 他接受了理性化进程的不可逆
性，但通过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最大程度的剥离，拒绝为其提供任何
道德上的背书，这一切浓缩于其讲演结尾处冷峻的警言：单数文明，如
（接上页） （André Leroi鄄Gourhan）由“身 体 技 术 ” 出 发 ， 将 文 明 的 特 殊 气 质 与“操 作 链 ”
（ cha觘ne opératoire） 在身体上的沉淀相联系 （Karsenti，1998：234-236）； 奥德里古（André鄄
Georges Haudricourt）则从 作物驯 化与畜 牧技术 的物质 条件入手 ，比较东 亚与西 方的“心
智”差异，将文明的伦理形态追溯至特定的生产方式（Bert，2009：136-141）。 两者皆深化
了诸文明独特个性的技术根基， 而莫斯本人所考察的技术的普遍性维度及其如何累积
为共同基础反而较少被接续 （我们反倒可以从斯蒂格勒等学者的技术哲学中看出其潜
流），正如莫斯的单数文明论述也不再常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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