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式，并同时表达二者”。 这一双重性在日耳曼语中凝结为“gift”一词的双
义———“礼物”与“毒药”，莱茵河的黄金对得者必致命，哈根奉上的酒是
豪杰的终饮（Mauss，2018：208-209）。 在古印度，婆罗门必须拒绝国王的
礼物，“接受国王的礼物，始于蜜，终于毒”，接受即降格为国王的依附
者，拒绝则是婆罗门维护其作为“圣中之圣”身份的方式（ Mauss，2018：
200-201）。
《礼物》所揭示的“在分离中建立联系”与“在对抗中生成秩序”的
机制，接续了莫斯文明理论中的两处未竟事业。一处是，在一战前的《札
记》中，莫 斯 和 涂 尔 干（ Durkheim and Mauss，1913：50）已 揭 示 出 超 社 会
现象的存在，并将其命名为“文明”，但其生成的原因与法则尚待阐明。
《礼物》以诸氏族、部落、民族（即 1913 年所指认的文明事实）的“确定的
基底”为交换主体展开反向论述：这些“边界确定、轮廓清晰的政治共同
体”之所以能维持自身的“国族生活”（la vie nationale），恰 是因 为它 们
卷入了“给予—接受—回赠”的总体循环，互为他者的环境，互为对方的
负债者与债权人（Mauss，2018：46）。 文明因而是诸社会在相互承担的对
抗性联系中生产出的既复杂又稳固的共同作品， 而非自足的国族生活
的剩余或溢出（ Mauss，2018：48）。
另一处是，《礼物》也呼应着莫斯在战后的道德与政治议程。 在《国
族》的规划中，莫斯坚持将国族作为世界人类文明的担纲者，他以“精神
病学”的视角落笔，寄希望于国族萌生出变通意志，克服国族主义的病
态意识。 然而，面对严峻的现实，这一押注濒临破产。 但恰如于贝尔在阅
读 《礼物》 结论时所察觉的， 莫斯“更多是在思考那本关于国族的书”
（Terrier and Fournier，2013：15），他在剖析古式道德人格之间的对抗性交
换时，其真实的关切是现代国族。 国族主义的病症在于恐惧跨界联系，将
对立等同于残杀，将文化上的给予视作牺牲自我的同化；然而，古式社会
的交换证明，即使是具有强烈排他性或潜在敌意的实体，也能在充满风
险的互惠中紧密联结，在受礼与回赠的博弈中确立自我。 基于对这种超
越显性契约的强制性事实的民族志与历史描述，莫斯（Mauss，2018：219）
得出的是“一般社会学的结论与道德的结论”，以警醒国族应“回归一些
基本要素”，既无需诉诸拉采尔的“空间竞争”（Mauss，2013：161），也无需
退回费希特式的“锁闭国家”（Mauss，2013：100），而是从中学习如何在文
明世界里对立而不必残杀，给予而不必牺牲（Mauss，201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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