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3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与“公民权”（citoyen）两个观念在欧洲漫长的汇合历程：从希腊城邦、罗
马共和国出发，经由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国族”凝结为“由共
识所激励的公民”所构成的共同体，是意愿的表达。从社会学层面来看，
一个名副其实的国族“拥有自己的文明，包括审美、道德和物质层面，也
几乎总有自己的语言；它还具有自己的心性、敏感性、道德观念、意愿和
进步形态”（ Mauss，2013：94）。 而国族的边界，通常就是一个种族、一种
文明、一种语言、一种道德的边界（Mauss，2013：114）。 简而言之，就理想
而言，国族是未竟的政治意愿；就事实而言，国族只是文化遗产的容器，
文明被收缩至国族之内。
莫斯（ Mauss，2013：94）写道，国族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合流，是“正常
（国族）现象的病态夸大”。 使国族之所以为国族的那些事实，在正常状
态下构成国族间相处的经验基础， 在病态下则转化为国族间相互区隔
与支配的武器。 莫斯（ Mauss，2013：43-45）以相当大的篇幅记录下国族
的“病态夸大”：文学家“把文学冻结成乏味的国族形式”；工业秘密（瓷
器等）本自东方传入，却被欧洲各国“如同保守军事机密那样去守护”；
流动的民俗为国族的“黄金时代”神话提供素材，被拿到凡尔赛和会上
作 为 领 土 要 求 的 依 据 。 最 终 ， 国 族 将 自 身 夸 大 为 “支 配 性 文 明 ”
（civilisation dominante），宣称自己代表某区域真正的单数文明，以 此 合
法化对他者的统治。 莫斯（Mauss，2013：111）直言，对这一错误权利的维
护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塞尔维亚争端中爆发的主要原因。
究其根源，病态深植于国族的定义机制本身。 它建立在对跨社会交
换关系的否认之上，而国族恰恰建立在这一关系之上，“借用是常态，一
个社会与另 一 个社会之 所 以 彼 此 区 分， 就 在于 它 否 认 借 用 ”（Mauss，
2013：125）。 也就是说，使国族能够作为国族显形的那些具体文化内容，
本身就是从其他社会借用的文明成果，而国族在自我界定的同时，又要
将这些内容表述为自己独有、与他者无关，因此，病态寓居于正常机制
之中。 于是，国族既是构建和平的潜在解药，也是释放毁灭性力量的毒
药；文明相应地呈现出双重功用，它既是普遍联系的粘合剂，也是国族主
义用来制造特殊区隔的符号。
莫斯承认，《国族》的全部乐观都押在一个“冒险，几近思辨”的判
断上， 即战争会使各国族自发地意识到国族主义的危险， 进而愿意变
通，克服国族主义而走向国际主义（Fournier and Terrier，2013：36）。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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