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8 - 《社会》2026年第4期

诸文明的共同基础：莫斯的单数文明论

之所以可能，正源于该文所要证明的诸社会共享的“双重节律性”———
同一文明在冬夏两季呈现出截然异质的形态，一旦节律性交替消失，爱
斯基摩文明本身或将随之消亡（Mauss and Beuchat，1906：125）。 第二，爱
斯基摩研究将文明从时空累积式实体， 重塑为通过周期性转换而自我
维系的过程。
与此同时，莫斯也在探索文明之间的关系。针对德国“文化圈”学派
将文化元素物化的机械传播论，莫斯（ Mauss，1974b：488）指出，神话、技
术与观念的传播并非孤立的物理位移， 而是深植于活生生的社会整体
之中。 进一步， 莫斯 （ Mauss，1974c：272） 以“社会人格”（personnalité
sociale）概念，强调社会在互动中并非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具有主体性的
借用与拒绝者。莫斯通过将“文化圈”修正为更具社会学意涵的“文明区
域”（aires de civilisation），使分析重点从追溯物化元素的流传轨迹，转向
理解具有人格的社会实体之间主动交往的过程。 上述一系列研究，将莫
斯引向了关于文明作为超社会体系的阐发。
1913 年，莫斯与 涂 尔 干（Durkheim and Mauss，1913：46-49）在 合 著
的《札记》开篇便指出，学派在确立自身科学性时面临困境：社会学方法
论坚持任何社会事实都应依附于“确定的基底”，即有明确边界的政治
体， 然而， 民族志与历史研究又不断揭示出众多“超国族的”（supra鄄
nationale）社会事实，其生命力正在于跨越国界的流动性。 面对理论与经
验的矛盾，涂尔干和莫斯选取并重塑了“文明”这一既有概念，他们认
为， 它最为恰切地指称了那些“具有自身统一性和存在方式的事实体
系”。 进而，他们将“文明”界定为“超社会体系”：一个由一系列相互关
联、彼此支撑的社会事实构成的“复合的、休戚与共的体系”，具有“内
在的逻辑、功能统一性和客观边界”。他们将文明确立为内聚的实体，使
其可以作为“类型”被研究，“将它们（诸文明）归入属和种，进行分析，
并探寻解释其构成元素的方案”， 满足了社会学对普遍法则的科学追
求。同时，该体系的本质又是跨社会的，其“区域比每个特定社会的政治
地理学疆界要广阔得多”。 文明事实能够“旅行、被借用”，其发展“并非
某一个确定社会自身历史”的结果。
为了阐明超社会体系的弥散性样态，涂尔干和莫斯（Durkheim and
Mauss，1913：48）借用了雷诺维耶（Charles Bernard Renouvier）的“道德环
境”（milieu moral）一词。 在雷诺维耶（Renouvier，1908：VI、77-80、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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