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资本主义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冷战论等”（贺桂梅，2017：31）。 这一智识运
动根植于中国近代以来回应民族危亡的深层关怀（王铭铭，2014a），并在
21 世纪中国崛起的现实下被注入了全新的理论雄心 （章永乐，2024：
271-273）。 从“文明型国家”的提出到“通三统”的倡言，中国正被重新
阐释为一个具有超长历史连续性与内在整合逻辑的“文明—国家”（贺
桂梅，2017：32-35）。 在此背景下， 莫斯被看作文明整合论的奠基人之
一，他将文明界定为一个大于国族而小于世界，边界模糊却具有内在稳
定性的构成体（贺桂梅，2017：35），这一洞见精准地契合了把握中国独
特形态的“文化自觉”需求。 在此，重返莫斯的核心动机，在于借其理论
将中华文明从一种文化感知，（再度） 实体化和体系化为一个独特且可
与和而不同的世界平等对话的理论单元。
选择性继承的现象不仅映射出当代学者不同的理论诉求， 也更深
层地暴露出时代在处理“单数文明”与“复数文明”关系时的理论焦虑。
西方的“关系转向”与中国的“主体性建构”恰好构成对这一焦虑的两种
回应：前者为对抗单数普遍主义的幽灵转而彻底拥抱复数的关系性，后
者则力图在对单个文明实体的再认识中重新发掘“一”与“多”之间的关
联。 上述理论焦虑的根源可追溯至 19 世纪以降的社会科学针对单数文
明观念形成的双重警惕。
第一重警惕源于 19 世纪社会科学强大的进步论传统，它将普遍的
演进过程实体化为目的论式的单一阶梯。 承接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对普
遍史的构想，这一传统在孔德的实证哲学中获得了社会学形态，又在摩
尔根与泰勒的古典进化论中获得了民族志支撑。 在这套宏大叙事中，单
数文明被设立为具有内在演化法则的客观实体， 具体的诸社会被设想
为沿着从“蒙昧”到“野蛮”的单一轨道前进，其必然的终点是理想化的
19 世纪欧洲社会的“文明”（Stocking，1987：144-185）。
第二重警惕则直接源于“国族”这一现代政治的核心单元，它与前
一重警惕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如果说前者是将欧洲的
特殊性伪装成世界的普遍性， 那么后者则关注任何国族将自身经验普
遍化的内在冲动（贺桂梅，2017：43）。 当代中国学界对单数文明的警惕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担心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自身文明样态的独特
性被西方模式所遮蔽 （将自身合法性奠基于批判西方模式可能亦是遮
蔽的一种形态）；另一方面又力图避免将自身的主体性建构退化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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