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社会》2026年第4期

诸文明的共同基础：莫斯的单数文明论

在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逐渐重新成为全球思想辩论的焦点。 这一回归
以亨廷顿（Huntington，1996）的“文明冲突论”为公共起点（Eisenstadt，2003：
511、531； Arnason，2003：xii； Arjomand and Tiryakian，2004：vii； Smith，2024：
310），意外地在东、西方知识界催生出两场问题意识不同的理论运动。
尽管“文明”一词被频繁使用，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却始终模糊
不清。 如王铭铭（2018：3）所指出的，社会科学更倾向于将“国族”或“世
界”作为分析单元，而“文明”则被视为前两者的附属：它不是陷入“国
族主义方法论”（Hann，2018），指代特定国族引以为傲的文化成就，便是
依托于“世界体系”或“全球化 体 系 ”（ Tiryakian，2004：32），力 图 指引 人
类共同命运的普遍进程。 学者们试图挣脱这一困境，目光不约而同地投
向了百年前的法国社会学家、民族学家马塞尔·莫斯（ Marcel Mauss），他
对社会存在“中间领域”（即“诸文明”）的论述，在当下依然具有“思想
解放”的关键作用（王铭铭，2018：1）。
这场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汇未能促成共识，反而催生了分裂的“选择
性继承”。 在西方，文明的“批判性复兴”带着强烈的“自我纠错”冲动
（ Smith，2017：6-7），旨在克服历史失忆（Arnason，2003：ix），清算殖民共
谋（Duara，2004）并突破“国族主义方法论”（Smith，2017：26），呈现出越
来越激进的去轴心化“关系转向”态势，莫斯因此也被称为解构实体神
话和本质主义倾向的“关系论”先驱（Arnason，2003；Smith，2017：11）。 近
年来，文明分析的学者们主张，“文明”应被理解为在持续的“相遇”与
“介入” 中不断重塑的动态构型， 因此， 莫斯对文明的“超社会体系”
（système sur鄄social）界定———既非韦伯式普遍进程的衡量对象，亦非埃
利 亚 斯 式 的 内 向 型 文 明 化 过 程 ， 更 非 斯 宾 格 勒 式 封 闭 割 裂 的 有 机
体———为理解及分析由无数跨界元素相互渗透生成的关系网络提供了
古典合法性（Smith，2017，2024；Arnason，2003，2006，2018）。 一些学者甚
至 不 再 满 足 于 莫斯笔 下 文明的宏 观 体 系 性 ，转 而 用“流 ”（flow）与“混
合”（mixture）强调其微观松散性（Hall and Jackson，2007；Feuchtwang and
Rowlands，2019），但无论如何，重返莫斯成为关系转向寻求理论正当性
的理想选择。
相较之下，当代中国文明论的兴起，则是一场与“主体性建构”紧密
相连的范式转型：“一种从‘文明’论角度展开的中国研究和阐释，取代
了曾经的诸种中国论述，比如民族—国家论、现代化论、以社会主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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