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6 - 《社会》2026年第4期

诸文明的共同基础：莫斯的单数文明论

的一般社会学”（sociologie générale concrète）的必要视野，使研究者得以
捕捉那些溢出单一社会边界、构成国际生活的流动事实（Mauss，1969a：
153）；其次，在本体论层面，它从先验的“原则”被澄清为经验的“界限”
（ limite）（Mauss，1930：103）。 这意味着，单数文明并非某种预设的、诸国
族必须从属于它的本原或总纲， 而是诸国族在历史互动中不断趋近的
“极限”（limite），却永远无法完全消融于其中的“基础”（fond），这一“基
础”不仅是互动的产物，更是逻辑先在的“背景”（fond）；最后，在价值层
面，莫斯尽管将人类持续累积的“共同所得”称为“人类资本”，却刻意
拒绝赋予其目的论意义（ Mauss，1930：103），若诸国族试图将共同积累
据为私有，与“哺育并持续提升自身的整个人类”割裂，损毁的便是自身
赖以立足的共同“财富”（ fond）（Mauss，1930：102）。

二、“超社会体系”的奠基：莫斯早期文明理论中的张力

莫斯的学术生涯，始于涂尔干学派为确立社会学作为“普遍科学”
的智识斗争。 涂尔干学派致力于构建超越个体、具有普遍规律的社会法
则与“社会类型”的科学分类（ Heilbron，2020：94ff）。 莫斯置身其间，继承
了将社会学确立为统一所有专门社会科学的“普遍科学”之宏大志业。
然而， 莫斯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所受的语文学训练又赋予他以另
一种思想气质，其导师西勒万·列维（Sylvain Lévi）强调对具体文本的精
深考据与对特定文明内在逻辑的尊重（Fhima and Lardinois，2023）。
双重学统的张力，在 1896 年莫斯同期发表的两篇书评中，具化为
对不同理论范式的审慎取舍。 在评析荷兰民族学者斯泰因梅茨（S. R.
Steinmetz）关于刑法起源的著作时，莫斯（Mauss，1974a：680、690）驳斥了
将公共刑罚简化为私人复仇之线性延伸的解释，指出二者的功能性对
立意味着，文明的演进并不是孤立要素的绵延，而是社会类型的质变。
此时他所预设的“单数文明”，指向统摄人类历史的、从混融走向分化
的演进法则：在文明社会中，由于劳动分工的深化，法律、宗教等社会
事实已相互分离；在原始社会中，它们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Mauss，
1974a：652）。 年轻的莫斯（Mauss，1974a：653）写道，所有复数的“诸民族”
都应被“视为全人类同一个独一无二的演化序列中的不同连续阶段”。
然而，在评析德国民族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的著
作时，莫斯则显露出另一种理论姿态。 他高度评价后者试图在“纷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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