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0 - 《社会》2026年第4期

诸文明的共同基础：莫斯的单数文明论

个在和平年代的学院里打磨出的框架，即将面临残酷的政治与道德考验。

三、“国族”的困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规范性危机与转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不仅摧毁了欧洲的物理景观， 也吞噬了涂
尔干学派，莫斯的学生、挚友接连战死，导师涂尔干亦因其子阵亡而精
神崩溃，撒手人寰（福尼耶，2013：198、239）。 亲身遭遇这场“机械化的残
酷野蛮”的莫斯，被迫对其战前的学术立场进行痛苦的重估（Schlanger，
1998：195）。 他“并没有像舅舅所做的那样去皈依‘纯科学’”（福尼耶，2013：
211）———战前那种描述与分析文明的科学立场，已不足以回应“如何缔
造和平”这一从废墟中升起的规范议题（ Fournier and Terrier，2013：7-8）
——而是将研究重心转向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议题， 明确宣称其研究
—
“既是学术的也是政治的”（福尼耶，2013：211）。时代与道德的使命感迫
使这位曾经坚定的复数文明论者从追问“文明是什么”，转向探寻“文明
如何和平共存”以及单数文明在理论与实践上是否以及如何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改变了“事实”的性质。 战前的“事实”是社会
学家进行客观分析、 构建社会类型的科学材料， 而在战后，“事实”本
身———无论是国族主义的狂热、国际合作的崩溃，还是经济的全球性危
机———则 成 为 充 满 道 德 紧 迫 性 和 亟 待 解 决 的 “问 题 ”。 因 此 ， 莫 斯
（Mauss，2013：51-54）在《国族》的开篇便宣告，该书（按其计划）将专注
于“现代政治的三个主要问题”，即个体主义与反国家（état）、国族化或
社会主义、国际主义（Mauss，2013：51-54）。 社会学家的角色也从纯粹的
观察者转变为必须介入现实的诊疗者，莫斯（Mauss，2013：61）将自己的
工作比作一种“精神病学”（psychiatrie），其任务在于“再教育（国族）这
颗灵魂”（rééduquer cette ame），从“国族主义”（nationalisme）的病态中拯
救“国族”（nation）。
莫斯（ Mauss，2013：52）首先试图将“国族”从 19 世纪的客观主义本
质论中解放出来。 他指出，那种将国族建立在“种族、语言、文明”等“所
谓的国族性标准”上的观念，本身便是“国族意识的病态”（Mauss，2013：
72），因为它颠倒了因果关系，“是国族创造了种族”，而非相反（Mauss，
2013：102）。 在莫斯看来，“国族”并非被动的、由血缘或土地决定的实
体，而是主动的、未竟的社会与政治过程，一个趋向于更高整合度的“社
会方向与意义”（sens du social）。 莫斯原本为《国族》设想的标题之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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