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2 - 《社会》2026年第4期

诸文明的共同基础：莫斯的单数文明论

将主权与国家事务的领导权扩展至人民”（Mauss，2013：98）。 一个真正
民主化，能够集体控制自身命运的国族，必然会将其主权从政治领域扩
展到经济领域，从而进入社会主义的轨道。 莫斯剥离了社会主义在当时
论战中的乌托邦色彩，将其定义为“旨在通过国族来规制经济生活整体
的诸观念、力量与群体的总和”（ Mauss，2013：252）。 实现了社会主义的
国族， 其内部克服了阶级对立而获得高度的道德与经济整合（Mauss，
1997：259-260、265），因而具备平等参与国际生活的能力。 贯彻了团结
与互助原则的“社会主义国族”，理应将这一逻辑延伸至国际关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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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主 义——这 与“前 国 族 时 代 ” 那 种“陌生 人 即 敌 人 ”（peregrinus
hostis）的世界截然相反（Mauss，2013：174）。 在莫斯（Mauss，2013：180）看
来，历史中的团结往往是在冲突与对抗中生成的，无论古代的同盟还是
现代的联邦，这些旨在消弭内部纷争的统一体，常常生于战争、反抗战
争并为了内部和平而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反而使“民族之间
相互依赖”的事实“为人民所知晓、感知、期望”，从而为制度化的全球
和平创造了条件（ Mauss，2013：398）。
莫斯（ Mauss，2013：94、125）所构想的“世界人类文明”，虽然“预设
了国族的单元以及诸国族之间的利益对立”，但在根本上奠基于诸国族
各自构成对方环境的关系。 他写道，严格说来，“国际的”这个词应当让
位给 “社会间的”（intersocial）（Mauss，2013：119）。 社会，对构成它的个体
而言已经是环境，若干社会彼此生活于对方之中，“诸社会的总体”本质
是“诸环境的环境”（milieu de milieux）（Mauss，2013：123）。 莫斯（Mauss，
2013：123）指出，“自人居世界（l’覺kumène）的总体被知晓以来”，人类开
始把“诸社会之总体”（即人类自身）当作可及与可作用的事实，不少君
主与革命家都曾尝试过对“总体”施加普世性意志，但只有现代的国际
主义是第一个不以取消社会为代价，将“诸环境之环境”本身作为对象
的规范方案；其另一面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isme），一种“真正倾 向于
摧毁诸国族”的运动，它试图把忠诚从诸国族转移到抽象的“人性”之上
（Mauss，2013：394）。 诸社会之间通过借用、共享、流通而形成的事实早
已存在，国际主义是承续这些事实，给予其以秩序的“观念、情感、规则
与集体团体的总和”（ Mauss，2013：394）。
然而，上述试图从特殊通向普遍的宏大蓝图，因其出发点“国族”的
内在矛盾而步履维艰。 莫斯（Mauss，2013：96-97）追溯了“祖国”（pat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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