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4 - 《社会》2026年第4期

诸文明的共同基础：莫斯的单数文明论

手稿的后半部分，莫斯（Mauss，2013：228）又观察到现实正朝着相反的
方向走去，“战争尚未离开俄国、德国与其他许多国家。如果我们只审视
当下的事实状态，我们的预测将是最为阴暗的，甚至是绝望的。 那些我
们曾归在‘理想现象’下描述的事物，似乎已挥发殆尽”。 《国族》终究未
能完稿， 只能成为一部“伪装成历史社会学的政治作品”（ Fournier and
Terrier，2013：35）。
“三位一体”设计的内在矛盾，并不意味着莫斯放弃了对单数文明
的探寻，它最多只标志着一条特定路径受挫。 如前所述，在战争的灾难
性悲剧之后，“‘文明’变得难以被想象”，但莫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智
识工作仍紧密围绕“重建社会生活本身的宏大道德任务”展开（Guyer，
2010：244），其核心是《国族》与《礼物》两大方案的并行与交错。 1925 年
前后，莫斯“在民族学家的志业、社会学家的事业以及作为法国社会学
派新‘领袖’的角色之间撕扯”（Marcel，2004：37）。 一方面，他为《国族》
倾注心力，致力于超越对“超社会体系”的描述性定义，完成以国族为核
心的国际主义建构（Mauss，2013：57、n.1、273、404）。 然而，这部未竟之
作充斥着理 论上 的“摇 摆 、 矛 盾 、 不 实之 处甚 至 错 误 ”（Fournier and
Terrier，2013：6）。 另一方面，作为民族学家，他的目光始终投向那些更
为基本的前国族社会形态。 从 1921 年关于色雷斯古代契约形式的论
文，到 1923 年关于偿还礼物的义务的短文，再到 1924 年对“礼物”词源
的考证，莫斯对古式契约形式的兴趣从未中断。 格雷伯（Graeber，2001：
156）指出，莫斯生命中最紧张的政治参与时期恰好就是 20 世纪 20 年
代早期，即《礼物》的构思与写作时期，《礼物》与同期发表的《对布尔什
维主义的社会学评估》“显然意在作为一个智识方案的两条腿”。莫斯所
谓“回归古式”并非要重返演化论，而是要发掘那些逻辑先在、益于当下
并与社会实体之“间性”有关的古式原则（Mauss，2018：219；Weber，2018：
41），从而在国族之外另辟一条通向单数文明的路径。

四、“礼物”与“融合的界限”：对抗性互动与普遍性的生成

（一）《礼物》与对抗性交换
莫斯（Mauss，2018：64）在《礼物》导言中将该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
“ 总体社会事实”（fait social total），礼物是其典范，在其中，“所有种类的
机制都同时表达自身，不管是宗教的、法律的、道德的、政治和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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