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4 - 《社会》2026年第4期

诸文明的共同基础：莫斯的单数文明论

封闭的、排他性的国族主义（贺桂梅，2017：43；王铭铭，2014a）。
上述两种对单数文明深切不信任的观念，使得当代东、西方学者在
重返莫斯时，殊途同归地将其塑造为一位坚定的复数文明论者。 诚然，
莫斯（ Mauss，1902：43）曾宣称，“不存在非文明的民族，只存在拥有不同
文明的民族”。 这一立场在 1913 年他与涂尔干合著的《关于“文明”概念
的札记》（下文简称《札记》）中获得了更为系统的阐发，两人明确指出，
“不存在单数的人类文明，过去、现在也一直有不同的文明”（Durkheim
and Mauss，1913：49）。
然而，若仅将莫斯的文明理论窄化为反本质主义的复数论立场，便
会遮蔽这篇文章实际覆盖的双重维度：它既确立了作为经验对象的“复
数文明”， 也试图构建作为分析方法的“单数文明”。 这一双重维度使
《札记》越过了既有关于文明的两类二元对立观点：一类是哲学意义上
的“共相”与“殊相”，即将文明视为先于诸具体社会而存在的本质或理
想形式， 诸社会则是本质的不完全实现； 另一类是演化论历史观中的
“普遍”与“特殊”，即预设贯通诸文明的单一方向（或自共同起点出发，
或汇合于共同终点）。 上述对立中的“单数” 皆被设立为先在原则，而
《札记》所谓“单数”则指向复数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的机制。 如《札记》
文末所展望的，真正的社会学解释不在于追溯文明的源流，而在于揭示
文明作为产物的生成机制，即探究那些具有“近乎自然”（Mauss，1969a：
197） 的超社会性的现 象 ， 是 如何 从“各 种 秩 序 性及 集 体 性的互 动 ”
（ Durkheim and Mauss，1913：50）中生产出来的。 然而，将文明去伦理化
的科学姿态，暗含了未加省察的预设，即描述结构性的“事实连带”足以
自动确证规范性的“意志团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残酷的经验
证伪了这一预设，各国族即使在文明的事实层面高度互联，若缺乏政治
主体的主动决断，事实上的纠缠终究无法担保道德的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那些曾被视为文明事实的铁路、 电报与工业技
术，转变为组织大规模杀戮的高效工具。 莫斯在战后的文明论述开始具
有明确的规范性使命：为保障和平“指出若干最为可靠的路径”，并最终
抵达一种“超越我们时代，超越我们所身处的，尤其是西方当下的社会”
的普遍性（ Terrier and Fournier，2013：7-8）。 为普遍和平寻求理论基础的
努力，体现在他对自己战前复数文明立场的修正上。 在 20 世纪 20 年代
的《国族》手稿中，莫斯（Mauss，2013：125、157-158）面对战后思想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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