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社会》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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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2010a)。 不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只是偶发现象而非一般情
况。 只要多民族之间能够形成更具密度和强度的共同生活,就能整合成
为一个国家民族。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将边政研究的重心从关心
土地推广转移到建设更具密度和强度的文化生活上来。 22
这一边政学理念, 意味着将文化边界有序地安置在民族的机体之
中。 对于社区研究而言,就是要把对文化边界的描述恰当地放在社区的
机理当中。 社区研究的文化论正是对上述理念在理论层面和民族志意
义上的进一步发挥。 在理论层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李安宅对边疆社会
工作的阐释。《边政学发凡》发表两年之后,已经在拉卜楞寺完成精彩的
藏地民族志的李安宅,又出版了《边疆社会工作》这本文集,其中的《何
谓边疆》和《边民社区实地研究纲要》两文都是对《边政学发凡》的精彩
延伸,同时也是将社区研究思路向边政领域延伸的体现。
在李安宅( 2012:23-24)笔下,“边疆社会工作”就是“边政”,也就是
对“边疆的经略之法”的转化。 这个转化的核心包含经济的区域分工和
精神的区域分工(公民建设)两方面,可谓“利用原有的地形而超乎原有
的限制”(李安宅,2012:10-11)。 在《边民社区实地研究纲要》中,李安
宅(2012:95-99)将他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转借的“文化适应力”概念演
绎成了四个层级:“人适应于自然者”(厚生)、“人适应于同类者”(群居
之道)、“人对自己身心的适应”(人格)和“人对超 自 然(不可知)的适
应”(宗教)。 这一演绎意味着文化适应从个体走向了民族建设,继而使
形成一个强健的政治文明道路的目标更加清晰。 这也是战时燕京学派
社区研究的一种共同志向。 23 这四个层面的文化适应的总结果,其实正
是吴文藻在《边政公论》中所谓的造成整体生活之丰富浓郁的整合力。
如果说边政思想代表了社区研究走向新的民族建设的精神期许,
那么这一期许又如何体现在其分析旨趣当中呢? 在微观层面,抗战之
前的燕京学派不仅长于对社区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的描述,同时还
22. 徐益棠(1942:54)在回顾 20 世纪 30 年代民族学的进展时也指出了类似的矛盾:学界
所重视的民族学其实是韦斯特·马克等人的进化人类学,而边政关心的则是“土地”与“主
权”两端,对“边地民众之如何认识,如何开化,如何组织与训练”等问题则关注较少。
23. 其中,在作为群居之道的适应中,李安宅(2012:95-99)进一步区分了民风(“群众的
习惯”)、民仪(“民风中视为关乎群众的福利而应加以舆论上的拥护者”)和制度(“民仪
中加以规章之制定或组织之维持者”)三者,至于改造少数人的旧传统,则被其归为“革
命”等更为细致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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