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0 - 《社会》2026年第4期

走出“初民社会”的两条路径：社区研究的文化论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接触学说

重视围绕边界和裂隙所产生的跨界行为，对沿着可见的社区边界的文
化动力的观察尤其敏锐。 战时，社区研究的经验写作手法也愈发丰富。
例如，1943 年初，比费孝通小一岁的蒋旨昂（1943）在川西地区沙灞 至
马塘一带的黑水区域完成的社区报告，便是以社区研究考察人群边界
的一个典型。 24
蒋旨昂的报告是对家舍的微观民族志， 其重点在于探索其中不同
社会关系的交缠。 其中，族群接触（ ethnic contact）仅作为背景出现，而
在比蒋旨昂小一岁、同样出身于燕京社会学的李有义那里，写作族群
接触的手法则更加鲜明。 1939 年秋，比蒋旨昂更早抵达西南后方的李
有义在昆明路南县尾村进行调查，路南县尾村“汉夷杂处”的聚落形态
引起了他的兴趣。 从形式上看，汉和夷在李有义的报告中几乎只有“族
群”和“家户”两种形态，而没有具体的个人。 与同一时期如田汝康《芒
市边民的摆》等云南社区研究相比，李有义的报告中缺少对研究对象
的微观描摹，这与其将社区关系作为社区民族志之基础的写法有关。
李有义的写作始终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 由地权逆转所引发的经
济分化对文化接触形态的作用。 地权转化促使汉人离村并成为不在村
地主， 同时也造成绝大多数夷民在营生上离不开土地， 继而走向农业
化。 在李有义笔下，农业和农作是夷民生态位的基础，深描农业实则就
是深描那些生活在尾村且在同治时期获得历史新生的夷民。
有意思的是，在“魁阁”这一学术团体的其他成员所写的村落社区
研究中，环境、地理和自然描写往往被置于篇首，但在李有义的报告中，
这些内容则被放在了第五章，成为“农业”中相当短促的一部分，而真正
开启并框定全文的，则是以口传历史为基础的汉夷接触自然史。 该书前
四章密集地呈现了两个族群因经济分化而形成的营生分化， 因此，“耕
作与否”而非“地主和佃户”的区别才成为那条更深刻的人群界线。第五
章到第十章占全书篇幅的六成，其中除第七章“赶街子和信用”中混合
着对汉民和夷民的描写之外，其余各章均以夷民的生活为重心。 第九章
“婚姻与家庭”是报告中最接近于对夷民进行风俗观察的部分，其中结
合了对婚丧制度的叙述和对仪式现场特别是礼物部分的即时观察。 整

24. 对于蒋旨昂这一报告如何从边界出发来描述社区的文化构成的分析， 可参见田耕
（2023）的论述。 蒋旨昂对黑水社区的核心———衙门作为政教中介的描述，与当代历史人
类学研究有着深切的共鸣（郑少雄，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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