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1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体来看， 该书的前五章以平静的笔触呈现了一个从虚实同在的自然史
向由经济分化所导致的社区史的转型。
与蒋旨昂的社区研究相似， 李有义文中最富特色的部分并不是风
俗和民情，而是内在于社区的边界和秩序。 例如，尽管对于集市的描写
向来是燕京学派社区研究所长 （傅春晖，2021）， 但李有义对尾村农民
“赶街” 所进行的第一个观察却不是针对市镇本身的地理或生态位，而
是不同村民的赶集频率。 他按频率对社区内的村民进行了划分，将之分
为从“每三日一赶街”到“每半年一赶街”五类。针对赶街最频繁的 18 户
人家（每三天一次），其中包括7 户汉人和 11 户夷人，李有义进行了专
门的考察，结果发现，频繁赶集的汉人多是商贩，而夷人却分化为两端：
极富的 3 家夷民将赶集作为生意，其“交易额比上述的几家汉人都大”；
至于其他 8 家，则都是田地很少或无田的农民，他们在赶集中没有从事
生意，而只是卖烧柴以补贴家用。
社区的秩序与稳定的内在阶层划分互为表里。 李有义的报告一方
面并未将接触和混合所带来的风俗混同和变异作为兴趣点， 另一方面
也较少呈现行动者之间的直接互动模式， 汉民和夷民对彼此的直接评
论和看法更是少见。“杂区”中的接触实际上是通过物质和制度的逐次
分化来加以折射的，无论是在第七章“赶街子和信用”中，还是在第八章
“生活水平”中，李有义最为关注的始终都是汉和夷各自内部的分化。而
他按照食物消耗、衣着、房屋占有数量进行的分类，也表明其选择“经
济”作为分析的入手点正体现了其对群体中阶层划分的兴趣。 这种写法
与那些专注于身份边界（identity boundary）的民族志传统形成了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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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同时恰恰与上文所述马林诺夫斯基在 1939 年所提到的槐南主
持的洋基城社区研究高度呼应。 26
如吴文藻所述， 社区的历史是环境、 人和文化三者交织而成的历
史。 围绕社区边界发展出来的分析手法，进一步促使社区研究形成了关
于文化变迁的宏观视野。 1941 年留美归来、重回燕大的林耀华，将生态
和人群聚落视作划分复杂西南边疆的基本着眼点，他认为，西南诸省之

25. 一个典型的概念是人类学家巴特（2014：7-11）在《族群的边界》“导言”中所提 到的
“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ies） 之说。 关于共享同一生态条件的人群何以认同迥异的研
究，可参见：Cole and Wolf，1999。
26. 对槐南的洋基城研究中如何处理不同阶层接触的手法，可参见：赵启琛、田耕，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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