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5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马林诺夫斯基并不区分国家主义和民族建设的问题， 这是其功能
主义人类学的某种政治归宿。 代表马林诺夫斯基最后思考的《自由与文
明》一文，是在思想而非社会分析的层面上展现出走出间接统治的远见
的。 在这种视野下，原本富有洞察力的“活着的传统”之说，也因此充满
了迷茫和不协调。 下文将表明，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处于抗
战时期的中国学者着手将“活着的传统”这一框架和民族建设的议题重
新加以结合，正是“一战”以来中国知识界在世界史观察方面于社会研
究领域所进行的一种再创造。

四、 边疆、边政和社区研究：走向民族建设的新路

（一）国际主义之后：国家主义还是国族
上文指出， 在马林诺夫斯基自己的学术脉络中， 文化接触正是其
反对传统溯源、坚持 以“现 在 史 ”（ presentist history）来 书 写 传 统 的结 果
之一。 从更为宏观的思想史来看，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所针对的，是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以来那种以构造传统社会来促进帝国殖民的传统，
他也由此成为在思想上走出间接统治的一个坐标。 但是，这一走出间
接统治轨道的路径并没有随着马林诺夫斯基离开英国而终止。 如上文
所示，在“一战”后的世界舞台上，和国家主义相对的国际主义以各种
形式进行了 发 育（入 江 昭 ，2009；徐 国琦 ；2012），帝 国论 和反 帝国论 等
不同的倾向在这一时期同样得到了推进。 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视角来
看，间战期的思想和政治变迁，并非以国际主义替代国家主义，而是在
一个更为复杂的文明冲突与调和的局势下，重谈国家的文明使命（汪
晖，2015）。
“ 二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强烈地刺激了人类学，促使其转
向对国民性的研究。 这似乎是人类学史上最为决绝地走出初民社会并
直面现代政治的时刻。 1941 年，也就是马林诺夫斯基逝世的前一年，部
分美国人类学家在哈佛大学召开了一场关于人类学与“二战”服务的会
议，会上应用人类学会也宣告成立（Neiburg and Goldman，2005）。 该会议
的主旨之一，即在于淡化博厄斯的文化相对主义，以削弱其对人类学参
与现代政治的种种制约。
颇具戏剧性的是，就在人类学群体以“文化与人格”的名义宣布“返
回”国家间政治的同一年（1941 年），《美国社会学杂志》刊发了马林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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