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8 - 《社会》2026年第4期

“生命为了艺术，艺术为了生命”：齐美尔论艺术与生命的协调

到立锥之地（西美尔，2017）。 正是这样一种动态的矛盾性，使生命始终
在协调二元性力量的过程中不断制造出紧张状态， 而对于齐美尔所分
析的米开朗基罗、伦勃朗、罗丹等艺术家来说，这样的紧张状态始终深
嵌于他们的作品中。
1889 年，齐美尔（2024c）发表《作为诗人的米开朗基罗》一文。 他并
未将关注点放在艺术家的雕塑或壁画等杰作上， 而是一反常态地重点
分析了米开朗基罗写给恋人维托丽娅·科隆纳的诗句， 将一个其爱情、
痛苦以及对神的请求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一分析与以往强调其人文主
义与艺术自信截然相反（ Symons，2017）。 齐美尔在这里真正关心的，并
不仅仅是某种孤立的艺术风格， 而是米开朗基罗作品背后所凝聚的生
命形象与时代人格。 米开朗基罗作为诗人的痛苦，源于一种两极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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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方面是恋人的至美与理想化——她有着既随和，又具睿智的高贵
秉性，个人天资在时代处境中得到了最自由的发挥，从而成为诗人的永
恒之光；但另一方面，这又映照出诗人的忧郁：“米开朗基罗景仰的不只
是维托丽娅·科隆纳，他同时景仰那些他本性中匮乏的东西，他想象着，
那些他本性中匮乏的东西给他带来某些他并不拥有的东西，想象着，那
些他本性中匮乏的东西要把他提升到他本身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自从
他被这份爱情捕获，他自身就有了更大的价值，恰如一块石头，一旦被
塑造成了艺术品，这块石头就比此前更有价值。 同样，写了字的纸要比
空白的纸更宝贵”（齐美尔，2024c：43-44）。 至美的理想与诗人的忧郁共
同导致了米开朗基罗的悲观主义，而他的艺术与爱情一样，正经历着同
样的过程，指引着他从感官美出发，经由形式的永恒通往天堂，以匮乏
的自身奔向至美之所，希望从内在深层次的拯救走向宗教和超越性。 至
于米开朗基罗是否最终实现了内在忧郁与外在至美的和解、 平衡与统
一，我们或许需要在齐美尔二十多年后所写的另一篇文章中寻找答案。
1910 年，齐美尔以《米开朗基罗与文化形而上学》为题完成了更系统的
思考，并回答了上述问题。 他认为，米开朗基罗在二元性的矛盾中最终
摒弃了对个体性的强调，转而主张一种更具古典主义的、超个体的类型
化风格，使生命内在的节奏、激情与英勇都回归到沉重而庄严的形式准
则之美。
在米开朗基罗的人物中， 最强烈的个人存在从其最窘迫
的困境中生发出来，并编织出最普遍的人类命运。 最饱满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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