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3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虑， 但也暴露了医生为应对有限的医疗资源以及分娩风险的不确定性
而过度依赖产程加快的实践逻辑。在这种“加速”逻辑下，本可有效避免
或缓解的“缝合之痛”成为产妇长期承受的身体代价。
但我们如果仅将疼痛归咎于技术和医生， 则会忽视其所处的基层
医疗体系在疼痛话语中的影响力。 1958 年之后，全国各地的乡卫生所
陆续改建为公社卫生院，正规化医疗机构逐渐覆盖各个乡镇。 在这一
时期，为了达到快速发展的目的，公社卫生院吸纳了大部分个体开 业
医生和半农半医人员（赤脚医生）（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
学院课题组，2005）。 旧式产婆英麻子便是其中之一。 她之所以能成为
医院的正式员工，并不是因为她的接生经验丰富，而是因为她“以街道
户口的身份嫁到农村，拿了张光荣证”（访谈材料：20210505TAL），其本
质是以政治身份的合理性取代了专业技术的必要性。 1965 年，毛泽东
作出“六·二六”指示，即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此
后，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 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
专门提及“对所有卫生人员的选拔和培训，都必须注重政治思想条件，
抓紧政治思想教育”（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232）。 由
于思想教育取代专业技能成为人员培训的重点， 于是出现了一大批经
过短暂培训便直接上岗的医务人员。 B 镇卫生院妇产科的另一位正式
员工童医生虽然毕业于县卫生学校，但起初是就职于外科的。 因英麻子
生病，产科无人，童医生学习 3 个月并协助接生 1 名婴儿后，便正式转
入妇产科。 由英麻子和童医生两人维持的产科只接受顺产者，既无法实
施剖宫产手术，也缺乏分娩镇痛手段，难以在医疗技术上为产妇缓解疼
痛。 基层医疗体系对疼痛的无能为力凸显了当时农村地区医疗人员的
“可用性”远高于“专业性”，医疗事业发展的重点在于集中精力实施公
共卫生计划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李德成， 2010）。 分娩疼痛既不
属于可度量的生命风险，也并非影响政治思想的因素，因而不是基层医
疗体系要干预或消除的目标。
（二）人情社会的“减痛”

虽然医学介入引发了类似缝合的疼痛， 但女性的产痛记忆并未完
全被医疗话语覆盖。这与深度嵌入地方社会的卫生院息息相关。不同于
陌生的大医院，卫生院的接诊范围、医生来源及患者构成基本限于公社
范围内。在当时，一方面，由于跨区域分娩存在交通不便的问题，除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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