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9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完成粮食生产任务，普遍从种植“单季稻”“双季稻”，变成早稻收割、晚
稻播种的“抢收抢插”（俗称“双抢”）。 每年小暑至立秋阶段，村民在短
时间内要完成脱粒、晒谷、犁地、挖沤凼、打架子、插秧、除稗、施肥等多
道农活（李斌，2013）。为了解决时间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妇女也只能
参与到这种高强度的农业生产活动中。 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压力对国家
而言是提高粮食产量的治理实践，对家庭而言是争取工分的生存动力，
但对于女性而言，身体必须在劳动和生育之间极限调度，不断透支，生
育由此成为个人负担，并构成苦难记忆的重要来源。 身体与心灵在产痛
中相互交融的事实表明，具身经验与其承载的情感意义密不可分，个体
关于“苦”的记忆虽有差别，但本质上仍是处于特定社会结构中的特定
个体对体验到的特定问题的反应（凯博文，2008：148）。
由上可见，这一时期的分娩主要在家庭空间内完成，家人尤其是婆
婆等女性亲属成为最主要的照护者， 分娩记忆因而常常在社会苦难和
家庭关系尤其是婆媳关系的框架内展开，“苦”而非“痛”成为反复出现
的关键词，具体包括生育疼痛之苦、高强度劳作之苦、物质匮乏之苦、缺
乏照料之苦等。 但“痛”与“苦”紧密相关，深重的苦难可以让痛变得轻
描淡写，而“不苦”则可以让最剧烈的产痛变得可以忍受。

五、 在公社/乡镇卫生院分娩之痛（1975—2000 年）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扎根于地方社会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改变了
农村女性的产痛记忆。 如前所述，传统生育行为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文
化事件，即使是接受过一些现代医学改造的产婆在产妇记忆中也与“医
疗”毫不相关，产痛记忆是家庭生活史的一部分。 在所有受访人中，最早
在医院分娩的是 WFY，那是在 1972 年，但这更多是基于个人认知的偶
发事件而非大环境使然， 分娩地点普遍从家中转移至医疗机构的时间要
更迟一些。 1975 年，公社卫生院（乡镇卫生院前身）成立妇产科，村民逐渐
不再将接生婆请至家中，转而前往卫生院，在产科医生的协助下完成分
娩。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 2000 年卫生院关闭产科。 生育地点的改变意
味着分娩逐渐从私人场域走向公共场域，从文化事件转变为医学事件，
以妇产医学为代表的现代医疗手段在形塑产痛记忆中逐渐发挥重要作
用。 当时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妇产医学虽然在地方社会中建立了权威，但
并不能有效缓解产痛， 反而因其不成熟的医疗技术体系加剧了身体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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