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4 - 《社会》2026年第4期

家国关系变迁中的就医秩序与行动伦理

型而来的老一辈村医在政治象征意义与乡土社会关联上存在本质差
异， 难以在相对封闭的村落共同体中与其他村民重建集体化的生产生
活联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乡村医生工作的公共性内核因经济理性的渗
透而日益模糊乃至被遮蔽。 简柳叶的困境揭示了新时期国家权力直接
下沉过程中的一个深刻悖论：国家试图通过标准化、可量化的技术治理
（如健康档案、绩效考核）来确保服务质量与政策执行力，这一过程在理
论上强化了国家的规制责任；在实践中，这种治理模式导致乡村医生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被文书工作和其他形式化考核所占据，因此，他们不仅
要面对行政吸纳专业的现实，也逐渐远离了与进行深度医患沟通、提供
个性化诊疗的关系性劳动。
因此， 国家权力的下沉在技术上看似成功了， 在社会关系上却遭
遇了挫败，导致其在基层无法真正具象化。 乡村医生这一群体既无法
像过去那样作为具象化的国家在基层获得认同，又因职业性质的变迁
而难以与村民维系集体主义时期那种深厚的社会联结。 同时，他们在
医疗资源的配置与专业自主权方面还处处受限。 从表面上看，当前农
村分级诊疗体系所面临的仅是基层就诊率偏 低 这 一行为 层 面 的秩序
问题，反映出医疗资源利用效率的不足。 然而，其深层症结在于，作为
一个本应代表国家为农民健康负责的群体，他们却处于角色迷失的状
态。 公共卫生服务在实践中常常呈现管理优于服务的倾向，正如简柳
叶所言：
我们只能是劝劝他们有什么毛病该怎么办， 多了的事情
也不许我做，但是你说我跟人家说别抽烟了，也没人听吧。
（访谈记录 R20250311鄄G）
当乡村医生从简志尚式的社区健康守护者转变为数据填报员和标
准化服务执行者时， 其职业内涵中被乡土社会所珍视的“生物文化权
威”就失去了社会基础（景军，2019）。因此，我们在村民对简柳叶的评价
中就可以看出明显的不信任感。 前村党支部书记简明远坦言：
小果（简柳叶的小名———引者注）这孩子人不坏，但他干
的不是他爹那一套。 现在卫生室一会儿让填表， 一会儿让迎
检，他整天对着电脑。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去(了)，他给量个血
压，然后说这个得上医院查。 慢慢地，大家有点事就直接去镇
里或者县里了，不找他了。 （访谈记录R20241103鄄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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