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6 - 《社会》2026年第4期

家国关系变迁中的就医秩序与行动伦理

形式化困境，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反而会彼此疏远。

七、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华北地区一个村庄跨越七十余年的医疗实践考察， 本文尝
试回应一个核心问题：国家权力如何在与乡土社会的持续互动中塑造
并重塑基层的医疗秩序。 研究发现，国家与农民在医疗领域的关系经
历了“间接下沉—脱离—直接下沉”的三阶段转型。 在集体化阶段，国
家通过“赤脚医生”这一中介角色，以意识形态动员与村集体支持为依
托，构建了一种“去国家化”却高度有效的基层医疗秩序；在市场化转
型阶段，国家责任的抽离使得乡村医生在个体化生存中艰难维系着医
疗服务的底线供给；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家虽然以更强的财政与制度
能力推动分级诊疗体系的直接下沉，却在技术治理与行政规约的过程
中抽空了乡村医生的关系性劳动，导致就医秩序陷入形式化与实质疏
离的困境。
这一历程揭示， 国家权力的有效下沉不仅取决于资源投入与制度
设计能力，关键更在于其能否与乡土社会的伦理网络、信任结构与主体
能动性形成建设性耦合。 当国家试图以纯粹的“条条”逻辑替代或规训
“块块”的社会基础时，往往在实践中会遭遇秩序的形式化与治理内卷
化。本文提出的“就医秩序”分析框架涵盖制度性秩序、配置性秩序与行
为预期秩序三个维度，正是在于打破宏观制度与微观实践之间的割裂，
将秩序理解为国家与社会在多维互动中共同的产物， 而非单向度贯彻
的蓝图。
在此基础上，本文的理论意图在于超越“国家控制—社会反抗”的
二元叙事，重返“家国一体”传统下的责任伦理与治理现实。中国的医疗
治理经验表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不仅来自其规训能力，更源于其对人
民健康所承担的无限责任的践行程度。 而在实践中，这种责任并非总是
以国家直接在场的方式实现， 反而常常依赖像乡村医生这样的基层中
介所扮演的具象化的国家角色。 当他们因制度环境的变迁而角色迷失
时，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信任纽带也会随之松动。
就医秩序构建的终极目标应当为何？ 如果仅从医疗卫生服务的供
给与接受维度出发，那么理想的就医秩序理应以农民形成有序、合理的
就医行为为核心，在此逻辑下，条状的科层体系理应在效率上优于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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