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8 - 《社会》2026年第4期

家国关系变迁中的就医秩序与行动伦理

尽管具体的执行者仍是村民（比如，在简村，街道清理工作长期由
简志尚负责），但整个供给逻辑已经从社区参与转向了行政外包，服务
性质也从内生性公共事务转变为外部指派任务。 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
要进一步追问，如果将公共服务供给的任务重新交给村庄，那么其可持
续性与效能的上限究竟在哪里？ 在什么制度条件下村庄能够既承接国
家资源与规范，又保持其社会根基与响应能力？
进一步的问题是， 本文所说的乡土社会内生性力量究竟指的是什
么？ 根据简村的经验，村庄内生性的社会力量是村庄进行公共服务供给
的广泛根基，为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与发展前景奠定基础。 它至少包含
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首先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形成的熟人关
系网络，使公共服务的提供在熟人社会行动伦理的框架内进行，从而降
低制度运行的成本。 其次是依托于日常的道德互惠，村民对于村内的事
务形成了朴素的分内感，进而使得村庄集体行动更容易被接受。 也正是
以上这种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基础， 使得简志尚能够构建起超越市场的
即时交易逻辑，具有道义经济学色彩的健康保障形态：
有的人生个小病，我给他打个针，吃个药也就算了，或者
有的家里面实在穷，钱拖一拖也没关系。
（访谈记录 R20241103鄄W）
最后是由前两者共同形成的社区共同体的公共意识， 即村民对村
内事务具有某种朴素的分内感， 这使得公共卫生等集体行动更容易被
接受。 在村民与乡村医生的良性互动中，社区共同体得以被塑造，简村
内部有矛盾的家族在医疗这一村庄公共事务面前共享着相同的村民身
份，呈现出由简志尚主导，全村积极参与并支持的活力图景。 但这些资
源并非天然有效，如果被国家制度所忽视甚至刻意规训，则可能使基层
治理陷入“制度越密、人心越散”的困境。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其承担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
在现实中， 大多数村庄已无法像集体化时期那样全面承载本地的公共
事务。 然而，在自上而下的国家供给与村庄内生秩序之间必然存在某种
可持续的平衡路径。 这本质上也是国家—农民关系的动态调适过程，作
为 “家长”的国家并不是必须事无巨细地包办所有的事，作为受益者的
农民也不是只被动享受服务。 一个直观的思考是，既然乡村医生在农村
的生存与发展难以完全依赖国家的保障， 而其从事的工作又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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