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9 - 《社会》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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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6·4
的公共价值， 那么村集体是否能够动员村民以形成一定的社区支持体
系？ 换言之，即使国家不采取全包式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村庄内公共
性的塑造也未必完全依赖集体经济实力， 而更可能是一场围绕公共意
识与共同体伦理的长期文化变迁。 比如，乡村慢性病的普遍化使健康问
题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 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持续关注恰恰构
成了参与公共生活的内在驱动力。 在此背景下，一个能够同时容纳制度
规制与关系互动、 专业治理与日常经验的空间便获得了现实的生成条
件（何雪吟，2025b）。
本文对“家国一体”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经验层面的补充，但这并不
是一个静态的文化预设， 而是一个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不断被生产维
系或者也可能被消解的实践过程。 换言之， 当国家能够通过有效的中
介， 如赤脚医生， 把健康责任落实为农民的日常体认的时候，“家国一
体”就获得了政治实践中的生命力。 但是，当国家意图直接下沉，却由
于技术治理的不当干预消解了这种中介时，“家国一体” 的伦理价值便
会流于形式，甚至会在政策的实际运行中走向“家国分离”。作为经验材
料的分析框架， 本文提出的就医秩序旨在揭示家国关系在医疗卫生体
系变迁过程中的动态演变。 本文所采用的行动伦理视角与“就医秩序”
三维框架形成分析上的互补。 如果说“就医秩序”侧重于描述医疗制度
在实践中的状态呈现，即制度如何设计、资源如何流动、行为如何选择
等，那么行动伦理就是试图解释这种状态何以生成，即国家、乡村医生、
农民等行动者在“伦”的关系结构与“理”的价值原则的双重指引下，如
何通过具体的实践行动塑造出秩序的特定形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就医秩序”的变迁本质上是“家国一体”这一传统行动伦理在医疗领域
的具体展开与历史嬗变。
就更广泛的学理意义而言，本文借助“就医秩序”这一概念，试图回
应当代社会学关于国家形成与秩序生成的双重拷问。 在本文的案例中，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在强弱之间的简单切换，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
“控制—服从”或“退出—进入”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在家国伦理框架
下充满关系性互动、伦理张力与制度变通的实践过程。 公共服务供给的
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资源与规则的外在输入， 更取决于是否具备能够嫁
接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接点：它既可能是集体化时期的赤脚医生，也可能
是未来需要在制度弹性与社会创造力之间重新发现的新型行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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