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5 - 《社会》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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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6·4
这种权威的失落在村民的认知中得到了清晰的印证。 村民对乡村
医生的评判标准依然基于传统“大家长”式的角色期待，即随叫随到，全
心服务。当下的制度安排却无法支持乡村医生去满足这种期待。另一位
村民简利文在谈及就医选择时表示：
现在（看病）都直接去县里了，那边（指村卫生室———引者
注）也看不了啥，就是个开药的地方。 报销？ 都差不多，在哪儿
都得自己花不少（钱）。 （访谈记录 R20250312鄄S）
因此， 国家通过新农合与分级诊疗构建的保障承诺在农民的眼中
仍是遥远而模糊的，他们未能真切感知到一个可信赖负责任的“国家大
家长”在为其健康需求提供完善且有温度的制度性保障。
尽管国家近年来明显展现出推动医疗公益化的政策取向， 并持续
优化服务供给方案，但行政权力对医疗卫生场域的过度干预，以及在权
力下沉过程中出现的执行偏差， 反而加剧了村庄医疗在公共性层面上
的家国分离困境（王传发，2024）。 而本应作为弥合这一裂痕关键纽带的
乡村医生，却未能在制度设计中获得应有的重视与赋能，从而导致医疗
卫生体系建设与家国关系维系在双重维度上的系统性失衡。
通过纵向比较 1949 年以来的政策文本与政策工具的应用，我们可
以发现一条清晰的演变轨迹，从根据“六·二六”指示 20 以爱国卫生运动
的形式运用政策动员型工具进行三级医疗卫生网构建， 到市场化改革
时期通过自负盈亏的市场激励型工具推动医疗个体化，再到 21 世纪以
来密集采用绩效考核、信息化存档等技术规制性工具推动医疗标准化。
这一政策实践形式的演变不仅是国家治理逻辑从运动型向技术型转型
的缩影，也深刻塑造了不同时期就医秩序的制度底色，使得医疗卫生服
务供给的社会根基经历了从村社伦理到个人理性驱动， 再到现如今抽
空了乡土关系的根基代之以制度化的理性的转变过程， 最终在现实中
呈现出就医秩序三个维度的深刻悖论。 伴随着高度完备的制度性秩序
和持续运转的配置性秩序的是持续相背离的行为预期秩序， 农民趋高
就诊和乡村医生的角色失调之间互为因果， 导致国家权力直接下沉的
20. 1965 年 6 月 26 日， 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 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
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
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 因为这一指示是 6 月 26 日发出的，
因此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张自宽，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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