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3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实各项医疗卫生治理目标。 与此同时，对临床自主性的制度性约束也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患间的诊疗不确定性与潜在冲突风险。 然而，在这
种表面稳定的治理格局之下，结构性的矛盾依然持续存在，成为就医秩
序始终难以从制度性秩序和配置性秩序迈向 行 为 预 期 秩 序 的现 实阻
力。 农村居民倾向于选择去高层级医疗机构就诊乃至不必要、不合理的
住院行为， 仍是当前县域医疗服务体系普遍面临且尚未根本解决的治
理难题（张研等，2022）。
正是因为以上原因， 在简村这一具体空间中， 使得原本生于本地
的简柳叶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开始与原有的乡 土社会关 系 网 络 出 现 了
疏离。 不过，因为对政策设计的理解有限，在大多数村民的认知中，乡
村医生还是应当承担全职医疗服务者的角色，并能及时响应日常健康
需求：
他（指简柳叶———引者注）干得就不是那么好，经常不在
卫生室待着去忙别的事情，还总是喝很多酒。
（访谈记录 R20250311鄄S）
事实上，乡村医生的日常工作已不再要求他们长期驻守在卫生室，
生活压力也促使简柳叶不得不从事其他兼职工作以维持生计。 与此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现代西方医学体系中，临床医师的职业路径不断走
向精英化。 凭借着对专业知识的垄断性占有，临床医师虽然在工作情境
上与患者的日常生活日益疏离， 却在治疗方案的决定上享有近乎绝对
的话语权（Parsons，1951：288-322）。 在中国农村的卫生室，乡村医生的
角色实践呈现出与西方家庭医生模式的重要差异： 西方的家庭医生通
常侧重于对签约患者特定健康状况的管理， 而不是对其生活世界的整
体介入；中国乡村医生的职能则会嵌入乡土社会网络，与农民在多重生
活维度中产生更为丰富的互动。 然而，税费改革深刻改变了地方财政的
结构性基础。 转移支付的不足导致乡镇政府财政能力的弱化与组织的
空壳化，进而造成国家政权在乡土社会的“悬浮”状态，其对社会基层的
渗透与整合能力也被大幅度削弱（周飞舟，2006）。 在此背景下，乡村医
生与社区之间原有的多面向联结也因此面临被稀释的风险。
以简 柳 叶 为 代 表 的当 代 乡 村 医生正 深陷 于 一 种 结 构 性 的 身 份 困
境。 在制度层面，他们未被真正纳入公立医疗编制体系，仅以派出机构
人员的形式存在，处于体制的边缘。 在代际层面，他们与由赤脚医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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