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7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的地方结构，然而，在现实中，这一单一目标难以实现。现代社会已经不
可能通过强制性手段规训农民的就医选择， 如果完全寄望于在健康信
息严重不对称的环境中农民能对自身身体状况作出准确判断， 并对国
家医疗卫生体系的每一层级都保持充分信任， 同样不具现实基础。 同
时， 像简志尚那样依赖个人能动性所构建的医患信任与生物文化权威
在当代已难以复现， 个体现在也无法独立应对日益复杂的健康风险体
系。可以说，如果仅仅依赖国家、农民或乡村医生中的任一主体，都无法
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服务效能的持续提升。 更何况，这种优化往
往源于经济理性逻辑， 而生命健康本身从来就不应被简单地置于“成
本—效益”的框架中加以衡量。 那么，我们是否应当跳脱出对秩序形式
的机械执着，转而拓展“就医秩序”本身的理念内涵与实践逻辑呢？国家
已经在政策层面高度关注乡村医生这一关键群体， 并通过基层全科医
生培训、执业资格体系整合、巡诊派驻机制、“乡村一体化”改革等一系列
制度尝试，努力改善乡村医生的执业环境与服务能力。 在此基础上，是否
可进一步为村庄层面留出更多的制度弹性与社会空间，使得乡村医生在
关系结构与治理实践中逐步塑造出家国互动的新型接点，从而在更深层
次上推动医疗治理体系的现代转型？ 医疗卫生服务是理解国家与基层关
系的一个重要窗口，与之类似，教育、环境治理、文化建设等多项公共服
务也都经历了责任主体的历史性变迁。 本文发现，在物质资源相对匮乏
的阶段，这些本应由国家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大多下沉至集体单元，从
队办学校到以生产队为单位的街道清理，莫不如此。
本文并不是对集体化时代浪漫化的怀旧， 也无意简单地主张恢复
其组织形式，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在集体框架中，乡土社会关系之所以
能有效构建并延续， 是因为这些关系在实践中被证明能有助于公共服
务的组织与落实。 然而，当国家逐步将公共服务责任重新回收，并试图
通过“条”的科层体系加以推行时，“块”层面的内生秩序与自治能力却
遭到削弱。 正如简志尚所言：
之前打扫街道这种事情就是整个生产队都参与， 计工分
的，……现在归政府管了之后，政府把它外包给保洁公司，但
保洁公司也不派人来啊，就找我们村民去打扫，还时不时有人
检查，查到哪里有垃圾了，就得打电话把你喊过去让你干。
（访谈记录 R20250310鄄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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