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6 - 《社会》2026年第4期

家国关系变迁中的就医秩序与行动伦理

2004：209）。
与赤脚医生的代表简志尚不同，陈金福出生于医学世家，他在参与
赤脚医生培训的同时， 还进一步接受了曲周县卫校及县医院的系统化
专业训练。 学习内容涵盖中西医和内外科的诊疗方法，更在家庭的支持
下，得以师从名医进行深入学习。 1987 年在正式完成医学训练后，陈金
福便以“半农半医”的身份在安仁村开展医疗服务。 然而，此时的“半农
半医”已不再具有集体化时期制度性身份的内涵，而是转变为一种在市
场化背景下基于个体选择的生计方式：
我们也不指望靠治病挣钱，自己也想干这个，就是收 15%
的药的利润，像是感冒、磕碰这种小毛病，几分钱我就不要了。
……其实，当时有好多人卖药卖得很贵，我要是靠这个早就发
财了。 ……后来把田地一分，不算工分了，光靠这个就没法生
活，所以，有人生病的时候给人看病，没有看病的话就要去劳
动，下地、杂活这些都要干。 （访谈记录 R20241216鄄Y）
同一时期，简志尚仍然坚守在村卫生室的岗位上：
其实，15%的利润不会亏的，怎么会亏呢？只是说不赚钱而
已，但我喂驴、喂猪、开井这些，你婶子（指简志尚的妻子——
—
引者注）也没有因为这个说过我什么，家里也没有因为这个承
受了多大的负担。 （访谈记录 R20241103鄄W）
在曲周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终结甚至早于村集体本身的解体，
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 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失去了来自村级统
筹的稳定资金支持，同时，集体化的生产与生活框架也逐步瓦解。
从家国关系的视角看， 这一变迁表面上意味着家庭伦理与家庭生
产的回归，使农民得以在最熟悉的家庭单元中组织生计，实际上，随着
疾病谱系日趋复杂与医疗服务供给的日益个体化，国家这一“大家长”
角色的制度性缺位导致农民在面对疾病风险 时 的 家庭抗 逆 能 力 被 显
著削弱。 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了因病致贫或返贫的结构性困境，这
反映出在集体防护机制消退后个体化家庭在 健 康 风 险 面 前 暴露 的 脆
弱性。
而当作为“家长”的国家不再具象，传统的家国关系也缺乏实质化
载体之后， 原本就没有大量医疗资源且内部流动的就医秩序便只剩下
了结构化的空壳———一个有管理、 有约束却没有被支持的纵向医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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