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5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化服务逻辑影响下，农民在理论上被赋予了对医疗服务供给方的自由
选择权。 然而，因为现实中的地理条件限制和经济、信息壁垒，这种选
择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仅具有象征意义。 伴随着经济责任的下移，国家
政治权力也逐步从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抽离，不再以全面负责的姿态
介入农民的健康保障事务，国家与农民之间在健康领域的责任连带出
现结构性松绑。
然而，国家在农村医疗领域的政策推进放缓，并不意味着忽视了农
村的医疗卫生问题。 1980 年，国务院批转的《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开业
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某些经济贫困、群众居住分散的地
区，如成立医疗机构有困难，也可考虑根据当地的需要，允许经考核合
13
格的赤脚医生个体经营， 以解决群众的看病吃药问题” ， 这在制度层
面明确了个体化医疗经营的合法性。 同年发布的 《农村合作医疗章程
（试行草案）》开始对赤脚医生进行考核，内容涉及基本医学知识（如常
见病 诊 疗、传 染 病 防 治 、妇 幼 保 健等）、临 床 技 能（如 注 射 、针 炙 、急 救
等）、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如疫苗接种、卫生宣传等）等，经考试合格的
14
颁发赤脚医生证 ； 1985 年 1 月 24 日， 在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的闭幕
式上，卫生部副部长陈敏章宣布，卫生部决定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
称，原来的赤脚医生，凡经过考试考核已到达相当于医士水平的，称为
乡村医生，达不到医士水平的，都改称为卫生员。 15 从此，赤脚医生开
始逐步融入后来的乡村医生体系， 在受到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管理的同
时，开始从一种运动的产物变成制度化的合法存在（但在经济上独立运
营）。 在此之后，国家实际上是将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期待交
付给了被制度认可的个体化医生。 一些研究认为，国家的撤退与财政压
力的下移使得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体系彻底崩溃（杨念群，2003；毛翠英，
2008；Duckett，2011）。 但无论是笔者的访谈还是另外一些研究，都发现
实际上存在由个人支撑起农村就医秩序的案例，甚至在部分地区，由于
医生专业性的提升，农村公共卫生网络还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方小平，

13. 参见：《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院
公报》1980 年第 16 期 514-516 页。
14. 参见：《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福建医药杂志》1980 年第 3 期 62-63 页。
15. 参见：“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 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人民日报》1985 年 1
月 25 日第 3 版。

· 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