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3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综上所述，在国家权力间接下沉的过程中，就医秩序的三维框架被
赋予意义。 国家主导构建起了制度性秩序的雏形，但其本身并未过多参
与秩序的具体运行。 配置性秩序则高度依赖农村地区的在地性结构，由
县、乡两级的医疗机构对村一级提供基础的支持，并由村集体借助村庄
内部的血缘、 生产生活的关系网络， 实现了对村庄医疗卫生资源的统
筹。 最后，行为预期秩序依托于前两种外在秩序和以简志尚为代表的赤
脚医生的支撑被塑造出来，并构成农民的就医意识和行为决策逻辑，最
终实现了“小病不出村”的理想形态。

五、 1980—2003 年：就医秩序及相关制度的解体

进入市场化改革时期后， 就医秩序的三个维度呈现出不同程度的
瓦解和重组，这种变迁的过程背后是国家—农民关系的重大转型。 本部
分通过分析就医秩序三个维度的变化， 尝试窥探在医疗视域中市场化
如何影响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对“家国一体”的再造构成
了何种潜在的干扰。
（一）国家退场：市场化冲击下的责任断裂与秩序真空
改革开放后，随着民主与法治进程的制度化推进，一系列政策文件
相继出台。 然而，在市场化逻辑逐步嵌入医疗卫生体系的过程中，二级
及以上公立医院开始大规模扩张，诊疗范围也从原有的专科疾病、疑难
杂症逐步延伸至常见病与多发病， 从而导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层级模
糊和机构功能定位重叠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民众长期形成的“首诊—
转诊”有序就医观念逐渐趋于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在“七五”计划纲要
中，作为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建设重要且独特的一环，农村医疗卫生工作
甚 至 未 被 特 别 提 及 。 全 国 实 行 合 作 医 疗 的 行 政 村 比 例 急 剧 萎 缩 ， 从
1980 年的约 90%骤降至 1985 年的 5%，1989 年， 这一比例进一步跌至
4.8%（俞卫，2013：256）。 这意味着，全国约九成农民在制度转型过程中
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基层医疗卫生网络出现结构性塌陷。 面对制度失衡
与基层医疗体系衰退的现实，1990 年的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正式承认
了前一阶段医疗卫生改革中的诸多失误， 并就重建农村分级诊疗体系
做出明确指示， 标志着在政策层面开始对市场化冲击下的医疗卫生体
系进行系统性反思与制度回调（陈敏章，1990）。 然而，1992 年的卫生部
《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表示，“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办成经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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