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1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条件，农村地区自发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功能区隔。在
缺乏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情况下， 一种基于空间可达性的基层首诊秩序
自然生成，村卫生室承载了绝大部分初级医疗服务功能，从而在事实上
实现了后来被倡导的“小病不出村”的治理愿景。更重要的是，这种看似
松散的结构秩序与当前所推崇的基层就医模式之间存在一种制度意义
上的亲和性。村卫生室的医疗服务供给呈现出明显的“去国家化”和“亲
村集体”的特征，这使得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的末端在运作逻辑
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并部分独立于垂直的医疗体系。
在这一时期， 国家在农村卫生与生产事务中的直接干预能力仍然
有限，政策多为指导性意见。 与西方国家公民权利往往停留于抽象的法
律条文不同， 中国是将维护农民的生命健康视为国家必须承担的具体
且无限的责任。 这种责任并不是完全通过国家直接供给服务的方式来
实现，而是借助政策引导与政治动员来激活基层自治资源，从而使纵向
设置的初级卫生保健网络在实际运行中高度依赖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村
社单元，以完成最终的供给。
因此，在本土语境下，“生命政治”可被重新诠释为在“生命至 上 ”
理念指导下对人民生命的多维保障，其核心要义在于对生命权力的积
极捍卫（付文忠，2021）。 与资本主义国家以公民权利为逻辑起点、以人
口卫生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生命治理模式不同，中国的生命治理始终以
人民群众为政治根基与实践依托：早在赤脚医生时期，中国便形成了
与基层社会高度融合、与日常生活紧密交织的治理传统。 在宏观话语
建构层面，诸如“赤脚医生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天使”等宣传表述将生
命政治的理念以非强制的方式嵌入农民的日常认知与实践。 与大型医
院基于专业垄断所形成的近乎绝对的生物权力不同，这种治理形态更
多 体现 为 一 种 深 入 乡 土 伦 理 与 生 活 世 界 的“生 物 文 化 权 威 ”（景 军 ，
2019：155-161），在尊重地方文化逻辑的同时，实现了国家医疗卫生治
理目标的有机内化。 换言之，国家权力借助赤脚医生为人民服务的观
念进行下沉：
人家信任我，选了我去，我就必须得把这个事情做好，我
就要给人家治好病才行。 （访谈记录 R20241103鄄W）
在疾病谱系相对简单的历史阶段， 这种积极的制度理念有效满足
了广大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 不仅促使医疗服务利用高度基层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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