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社会》2026年第4期

走出“初民社会”的两条路径：社区研究的文化论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接触学说

的人类学家马长寿（2003）于 1947 年在《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
一文中敏锐指出：人类学被视为研究初民社会的学科，而与研究文明化
国家之组织的政治学、社会学截然分开，其根源在于凡尔赛体系后来对
文明与文化的二元划分。 他因此认为，将“初民社会”修正为“俗民社
会”（ folkway society），正是西方人类学内部针对“初民”和“文明”的不当
区分所进行的调整。 20 世纪 40 年代初，吴文藻的学生林耀华同样十分
关注人类学如何介入当代社会的行政实践。 他呼吁将人类学与狭义的
初民研究区分开，并注重其运用于当代社会行政的一面。 林耀华从对内
和对外两个层面总结了英美人类学的行政参与方式。 在对外方面，他认
为 英 属 非 洲 的 殖 民 行 政 和 美 国 的 印 第 安 事 务 局 （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堪称代表。 在对内方面，则列举了更为丰富的例子，包括美国农业部
聘请以威尔逊 （ Milburn L. Wilson） 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指导农村复兴运
动，梅奥（ Elton Meyo）等人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用于工业心理监测
的尝试以及理查森（ Frederick L. W. Richardson）以五十户人家为对象开
展的宾州手工业复兴计划等（林耀华，2023b）。 10
这样看来， 以燕京学派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社会学对民族志应走出
初民社会、 转向理解自身的强调， 可以说是间战期学术思想史的一部
分。其中，人类学对现代世界和现代国家的参与是关键环节。毋庸置疑，
上述中国学者对“一战”后人类学角色的敏感，正是社区研究兴起的一
个重要背景。 那么，社区研究的文化论，是否只是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功
能学说及其背后的国际主义的一种呼应呢？
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背景是，中国学界自“一战”爆发时起，便已对
所谓国际主义问题予以密切的关注和讨论。 梁启超（2014）的《欧游心影
录》（1920 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知识界对“一战”的一种典型反
应，即如果现代国家性（statehood）必然导向更具破坏力甚至更为野蛮的
国家竞争，那么它便未必是国族持久繁茂的充分条件。 杨度（1986）曾于
清末 （1907 年） 提出如何才能成就一个处于野蛮世界的文明国族的问
题，这一问题在间战期近乎“思想战”的格局下重新引发了关注。 此时，
包括“五四” 文化运动在内的思想变动对国际主义有了特别的吸收，而
国际主义能否带来中华民族的发展并助其进一步融入世界， 也引发了

10. 1941 年，即林耀华取得学位离开美国的那一年，应用人类学会在其攻读博士的哈佛
大学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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