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表格共享了对文化的三分法定义。 他还在《论文化表格》第一节的末尾
用篇幅很长的脚注说明， 从博亚士 （Franz Boas） 到阿尔弗雷德·韦伯
（Alfred Weber）再到梁漱溟，都在使用精神—社会—物质的三分法来定
义文化。 吴文藻（ 2010h）由此将文化表格视为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
叶文化科学的一个概念性总结，并进一步从中推衍出了写文化的手法。
由此可知，吴文藻对功能论的重视并非完全出于介绍的需要，而是
包含着他的学术再造计划。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是否需要花费
如此细密的努力去进行对世界学术潮流的翻译和介绍？ 他重组西学脉
络的种种努力背后是否有更深的用意？
本文认为，吴文藻通过类比、关联和阐发，将马林诺夫斯基源于西
方民族志调查格传统的文章转化为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点——一种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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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民社会”（ primitive society）的文化学说。 对于人类学应走出初民社会
并转向研究者自身所在的文化体系的说法，中国读者并不陌生。 20 世
纪 30 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在为其指导的学生著作作序时，不止一次地
提到过这个说法。 例如，他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指出，该书的一个突
出贡献是使人类学进入对“先进文化”的研究，并表明，若想了解中国文
明，就要阅读中国人的生活，理解中国人在现实中如何思考，“把现状作
为活的历史”（马林诺夫斯基，2010：6）。 在与费孝通的著作几乎同时出
版的肯雅塔 （Jomo Kenyatta） 的 《面朝肯尼亚山： 吉库尤的部落生活》
（Facing Mount Kenya：The Tribal Life Of The Gikuyu） 一书的前言中，马
林诺夫斯基开门见山地说：“‘人类学始于家乡’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共
识”“我们应该首先了解自己”（Kenyatta，1982：vii）。 而在马林诺夫斯基
写作这两个序言之前，与费孝通同样就读于燕京大学的李安宅，已经在
访学耶鲁大学时， 因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博德梅克而确立了人类学家
应“直接参与本民族改造”（Powdermarer，1967：13）的观点。 作为马林诺
夫斯基最早的中译者之一，李安宅（1935）坚定地以文化适应为手段，找
到了乡村重建 （rural reconstruction） 的方案， 并 视 之 为 中 国 民 族 重 生
（national rebirth）的关键。
在两 次 世 界 大 战 之 间（下 文 简 称 为 间 战 期）的 思 想 世 界 中 ， 社 区
研究的文化论的上述发展既符合时代 共性 ， 又 具 有独 特 意 义。 本 文
将比较马林诺夫斯基与中国社区研究在走出“初民社会”路径上的异
同，以此重返间战期的思想变迁，进而揭示社区研究在其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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