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4 - 《社会》2026年第4期

人机共存的生成机制：以安宁疗护社会工作实践为例

话的方式来调整它的语气，比如把‘理解’换成‘我也能感受到您的难
过’，那就真诚多了。 ”
这种语言表达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工作者的再创造行为。 一位家属
（ F6）提到：“AI 有时说的话并不算错，但我总觉得太完整、太标准，不像
病房里真正会被说出的话，所以听起来容易让人‘出戏’。 ”这表明，语
言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媒介，更是关系是否成立的重要条件，一旦话语风

格脱离情境，技术就难以真正进入照护互动之中。 AI 的功能并非单纯
地被接纳或排斥， 而是在持续的互动、 修正与反馈中被人类行动者重
塑。 AI 因而从外部的技术装置逐渐转化为一种关系性技术，其意义的
生成既包含算法的进化，也源于人类实践者的伦理选择与文化嵌入。
另外，随着使用的深入，社会工作者逐渐发现 AI 在涉及生死教育
与临终对话时，存在明显的文化偏差。 多位受访社工指出，AI 在谈论死
亡、哀伤或生命意义时，往往沿用西方生物医学视角下的理性化表达，
例如“ 坦然面对死亡”“生命的自然终结”等语句，而忽略了中国文化中
对死亡的避讳、象征性语言及家庭成员间的沉默协商。一位社工（S6）在
访谈中提到：“有一次 AI 问病人‘您准备好面对死亡了吗？’这句话在我
们的文化里太直接了，病人当场愣住，家人也很尴尬。我们通常讲‘走到
尽头’‘顺其自然’，一般不会用‘面对死亡’这种说法。 后来我们和技术
团队沟通，让系统在语料库里加入本土表达语句，比如‘你心里觉得平
静吗’ ‘想不想和家人多待一会儿’，这种委婉的语气更好一些。 ”
这类文化错位揭示出 AI 在生死教育场景中仍深受西方理性主义
与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而未能充分嵌入中国安宁疗护实践中“以家
庭为中心”的伦理逻辑和死亡禁忌文化（He，2021）。 社会工作者在不断
的调试与反思中，不仅充当了技术使用者，更成为文化翻译者与伦理调
解者，通过语义替换、语料校正与情境再设定，将 AI 从以西方生物医学
的理性说服为主的沟通模式引向更具文化敏感性与关系导向的本土互
动方式。 由此可见，技术嵌入超越了简单的功能移植，而是一个持续的
文化翻译过程，其有效性取决于能否与在地伦理逻辑有效衔接。
4. 拟人化发展路径：迈向情感—伦理协作者
项目前期 AI 智能体的应用存在操作复杂、语音功能缺失、老年用
户数字适应度不足等问题， 研究团队在后续的系统迭代中规划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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