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0 - 《社会》2026年第3期

治理不可能三角

处理方式与“治理不可能三角”又有何关系？
与韦伯式理性科层制和行政发包制不同， 现代公司在治理逻辑上
表现出独特的混合特征：一方面，它制定并推行挑战性组织目标，通过
“施压”机制将事后不确定性转移给内部代理人；另一方面，它又强调
合规体系与规则程序，力求在事前锁定不确定性。 这种看似同时追求
事前确定性最大化与事后不确定性应对能力最大化的实践，似乎打破
了“治理不可能三角”的约束。 然而，就像任正非所说的“饱和式攻击”
一样，兼容二者并不是依靠制度设计的精巧平衡，而是依赖充足且可
预期的资源投入。 反之，如果预算资源供给不足，公司便不得不以降
级绩效目标（减少事后不确定性的转移与下沉）或突破合规与程序约
束（削 弱 事 前 不 确 定性 的 锁 定）为 代 价 ，甚 至 需 要 二 者 并 举 方 能 维 持
运行。
由此观之， 预算与财政供给能力构成了组织应对事前与事后不确
定性的关键变量。 正是在这一维度上，现代公司与韦伯式理性科层制下
的政府组织呈现出根本性差异。 现代公司，尤其是大型公司，可依托其
盈利前景从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大规模募集资金， 其预算供给能力具
备显著弹性（这也是经济学“传统厂商理论”与委托代理模型通常假设
企业不面临预算约束的理论依据）。 而政府组织的预算一般需要经过立
法机关或上级部门审议批准才能生效，一旦确定，就难以灵活调整，因
而缺乏弹性反应空间。 另外，政府的预算充足程度取决于国家资源汲取
能力，这又与公共支出和税收制度、征税技术、公众纳税意愿等复杂因
素有关，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按需分配”，预算紧张是一种常态。
因此，从治理视角看，预算约束弹性的差异使现代公司与科层制政
府分化为两种独立的治理制度形式。 作为一种理想类型，韦伯式理性科
层制将现代官僚部门与现代公司共同纳入事本主义、 理性化的组织形
态范畴而未加严格区分（韦伯，2010），但本研究基于“治理不可能三角”
理论，揭示了二者在资源约束与不确定性应对机制上的结构性分野，从
而对韦伯范式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从这一视角出发， 行政发包制与韦伯式理性科层制之间的关系不
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线性演进意义上的替代，而是一种围绕不确定性安
置方式展开的制度分工与张力共存。 理解了这一点，对于进一步讨论
不同治理模式的制度组合、结构性冲突及其内在极限将具有重要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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