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社会》2026年第3期

社会·2026·3

促其完成等，而将不确定性“下沉”并转移给了“承包方”：“承包人”不
仅要承担执行责任，还必须自行应对信息不足、资源匮乏、环境变化等
风险。 国家权力并不完全依靠事前规则来控制其行为，而更多是通过
事后问责、政治评价和激励兑现的方式来规训其选择。 治理秩序由此
不再主要依赖规则的一致性，而是依赖结果的可交付性。
将二者并置，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清晰的结构性对称关系：韦伯式理
性科层制主要依赖规则与资源的事前配置来吸收不确定性， 行政发包
制则主要通过责任与激励的事后绑定来吸收不确定性。 前者追求过程
的可预测性，试图消除裁量权，后者则是追求结果的可实现性，最大限
度地利用裁量权。 这一差异也意味着，两种不确定性管理技术各自具有
明确的适用边界。 事前技术在治理环境稳定、财政能力充足、法治基础
坚实的条件下具有显著优势；在治理任务高度复杂、信息高度分散、资
源约束显著且目标优先级清晰的情境中， 事后技术往往更具适应性和
动员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行政发包制不属于韦伯式理性科层制的“低
配版本”，而是一种在特定约束条件下通过重新安置不确定性而形成的
替代性治理技术。
从“治理不可能三角”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韦伯式
理性科层制与行政发包制之间的本质性差 异 及其内 在 张 力 。 可 以 想
象，在同一组织层级内，如果试图最大化事前的确定性，如通过完备的
规则体系或严格锁定预算规模， 就必然会压缩代理人的自由裁量权，
进而削弱其在事后吸收不确定性的能力；反之，如果试图最大化事后
的责任绑定，如施加高强度的问责压力或刚性绩效目标，就必须要赋
予“承包方”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和灵活应对空间，而这又以牺牲过程的
可预测性为代价。 由此可见，同一层级的组织不可能同时实现自由裁
量权的最小化与自由裁量权的最大化。 换言之，我们无法既追求事前
确定性的最大化， 又期望组织具备应对事后不确定性的充分弹性，二
者犹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通过对事前与事后不确定性的区分，我们
得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潜藏在“治理不可能三角”背后更深层次的
结构性张力。
前文讨论的“治理不可能三角”是将现代公司作为治理结构性张力
作用下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均衡。 上述讨论自然引发了一个有趣的
问题：作为三角之一的现代公司如何处理事前和事后的不确定性？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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