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6 - 《社会》2026年第3期

治理不可能三角

性风险积累。
第三，组织重构。 通过组织形态创新的方式，如平台化协同机制、跨
部门整合与责任结构再设计等，提升制度吸纳能力，可以在更具有弹性
与多元性的制度框架中重新平衡三角张力。 与前两种路径相比，组织重
构型突破具有更强的可持续性， 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有效重构
责任闭环体系与风险分配机制。
值得强调的是，“治理不可能三角” 不仅构成了制度运行的约束条
件，也可能会成为制度演进的创新压力源。 当三角模式被强制维持并行
时，制度系统往往面临两种可能结果：一是风险积累与责任再集中引发
的制度震荡；二是技术与组织层面的制度创新。因此，三角张力具有“双
重后果”：既可能导致制度失衡，也可能成为制度升级的重要催化剂。但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所谓“突破”，并不是张力的彻底消除，而是张力配
置方式的系统性转变。“治理不可能三角”无法被根本消解，但可以被技
术嵌入、组织重构与动员机制不断重塑。
因此，“治理不可能三角” 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一种静态的制度不可
能性命题， 而应被视为一种在特定隐含条件下成立的反映长期结构性
约束的分析框架。 当技术基础、组织形态、行为伦理与合法性资源发生
演化时，三角张力会被压缩、延后或转化。 这一视角赋予三角理论以解
释、生成与预测的多重功能：它既能解释为何强制并行往往导致组织紊
乱、风险回流与制度震荡，也能解释为何在特定历史节点制度压力反而
催生出治理创新与结构性突破。
五、 事前还是事后不确定性：再论行政发包制与韦伯式理
性科层制的区别

前文比较了行政发包制与韦伯式理性科层制在治理机制和基本特
征上的差异，接下来，我们将转换视角，从事前不确定性与事后不确定
性的管理技术入手，揭示二者更深层也更根本的区别。 我们将论证：行
政发包制主要强调对事后不确定性的应对能力与灵活空间， 而韦伯式
理性科层制更倾向于追求事前的确定性与可控性。 然而，最大化事后不
确定性的应对能力与最大化事前的确定性之间存在张力，难以兼得。 正
是这一张力，构成了“治理不可能三角”的内生基础。
从传统中国到当代中国，我们可以窥见“大一统”的国家治理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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