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5 - 《社会》2026年第3期
P. 35
社会·2026·3
须要尊重组织治理的内在“规律”。公共治理也存在一般性、底层性的组
织逻辑和“铁律”原则，如果违背这些组织逻辑而一意孤行，就会造成一
系列的“异常反应”，从而导致组织内耗、行为失序和资源浪费。 与此同
时，面对“治理不可能三角”，组织领导人的一个重要战略判断和抉择是
根据组织发展所处的特定阶段的具体情况，审时度势，决定守住哪两个
角，开放另一个角，并与时俱进，相机调整。
从本研究的视角看，行政发包制远不只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构成了
一种文明层面的治理路径选择。 它依托等级权力的连续性，通过边界嵌
入与责任下压， 将不确定性沿组织链条重新分配， 使权力既不完全内
收，也不完全外放。 所谓介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黄宗智，
2003），也并不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空隙，而是文明在长期资源约
束下形成的责任缓冲结构：既化解治理压力，又维持权力连续性；既生
成风险，又为风险回流预留通道。“治理不可能三角”因此超越了制度技
术的层面成为文明形态如何回应结构性张力的表达。 在某些历史时刻，
技术创新、组织重构或高强度动员可能暂时压缩张力，使目标、规则与
资源看似并行，然而，这种“强制并行”要么转化为新的制度结构，要么
在风险回流中陷入危机或被重新调适。 文明的延续之道不在于消除张
力，而在于张力的反复重构。
如果说“治理不可能三角”揭示了任何复杂社会都必须要面对的结
构约束，那么不同文明的差异便不在于是否存在这一张力，而在于如何
组织、分配与重构它。 换言之，文明治理理性的分野体现在对资源有限
性与目标扩张之间矛盾的制度回应方式上。
近代西方治理秩序的形成建立在边界分割的逻辑之上，国家、市场
与社会被制度化区分，不同领域承担不同风险与责任：政府不设定有约
束力的目标，目标扩张主要通过市场机制与社会自治吸纳，规则密度通
过法治与契约体系加以约束，资源约束则通过财政制度与代议政治加以
平衡。西方政府强调“有限责任”，因此，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如果资不抵
债就可以申请破产重组，公司和个人如果经营失败也可以申请破产。 通
过清晰界定各方的权利义务边界，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契
约”以及私人主体之间的契约也将清晰地分配和区隔风险和责任。 这一
逻辑下，“外包”“合作”“网络治理”常被解读为国家能力的分散化与多中
心化，是对科层制资源约束的制度优化。 三角张力的处理方式是通过制
·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