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6 - 《社会》2026年第3期

治理不可能三角

度化分权、有限责任、领域分割等方式将压力分散至多个结构单元。
与之相对，中国治理理性长期形成于另一种结构条件：等级权力的
连续性高度稳定， 政府与市场、 国家与社会之间缺乏清晰的组织边界
（周黎安，2016）。在这一结构中，目标刚性往往优先于边界分割，国家必
须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维持秩序稳定性。 因此，治理压力并不是经由制
度性分权而被切割， 而是通过行政发包在组织边界处嵌入、 外溢与回
流。 所谓“第三领域”，不是独立领域的制度确认，而是责任链条延伸的
产物；与行政内包相比，行政外包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的退出，而只是
控制形式的转换。
因此，两种文明治理理性的核心差异不在于“集权”与“分权”的程
度，而在于对三角张力的配置方式。 西方国家的治理原则倾向于通过制
度分割吸纳张力，将不可能性分散于多元领域；中国治理理性则通过等
级权力的连续性维持责任闭环，在边界嵌入中循环调节张力。 前者强调
制度边界的清晰性，试图以规则确定性降低治理不确定性；后者强调权
力链条的连续性，依赖责任下压与风险回流来管理不确定性。 然而，两
种治理逻辑都无法摆脱“治理不可能三角”的制约。技术跃迁、组织创新
或政治动员可能暂时压缩张力，但从长期来看，资源约束与目标扩张之
间的矛盾始终存在。 不同文明的稳定性不在于能否消除这一矛盾，而在
于是否形成了一套可持续的张力重构机制。
因此，行政发包制与“治理不可能三角”所提供的不是关于某一国
家的特殊解释，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框架：它使我们能够在同
一结构坐标系中理解不同文明如何组织权力、分配责任和管理风险。 文
明的差异不在于是否面对不可能性， 而在于如何以制度化方式承受并
重构不可能性。

参考文献（References）

白瑞德.2021.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M].尤陈俊、赖骏楠，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冯仕政 .2011.中国国 家运动 的形成 与变异 ： 基 于 政 体 的 整 体 性 解 释 [J]. 开 放 时 代（1）：
73-97.
黄晓春.2015.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9）：146-164.
黄晓春、周黎安.2017.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11）：118-138.
黄宗智.2003.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G]//中
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黄宗智，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