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7 - 《社会》2026年第3期

社会·2026·3

2013，2016）。 当然，唐山大地震的纪念装置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
从抽象宏大的“抗震纪念碑”，到后来在国家和社会力量共同作用下建
立起供人们凭吊的“哭墙”，灾难记忆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着复杂的
转写、带回、重新嵌入和传承的流变。
区别于仅镌刻姓名的“纪念碑”和“巨墙”，地震博物馆的纪念装置
基于遇难者身份证上的照片，刻出铜像置于不锈钢立面上，在人像的下
方附注遇难者的姓名、出生日期和遇难地。 这种纪念装置的营造，使遇
难者的形象更加直接、具象：他们并非只是一个个被刻写的“名字”，而
是有着清晰面孔的“具体的人”。当即令人想到的是，在馆内反复出现的
地震造成的伤亡和损失的数字、展览尽头着重标示的遇难人数，对应着
真实的、具象的人。 不锈钢的照片墙生硬、冰冷、没有色调，当参观者沿
着小径行走其间， 不锈钢的材质能够将参观者镜像地显现在不锈钢立
墙上。 当参观者看向照片墙时，在看到装置所呈现的信息的同时，自己
的脸也映照在不锈钢镜面上。 由此，参观者的面孔和遇难者的面孔在不
锈钢材质镜面中重叠在了一起， 参观者鲜活的面容和墙上呈现的遇难
者面孔的冰冷和灰调产生强烈的反差， 参观者能够非常直接地体会到
这些“普通人”生命的消逝，对遇难者不是“他人”而是“我们的同胞”有
了切身的感受， 对灾难带给生命的破坏有了更为直观也更为深刻的感
受。材质构成了记忆最基本的纹理。地震博物馆展出的物品与记忆内容
相符应，以最为原始和真实的样态呈现，确实激发出了观者独特的情感
体 验 。 物 质 的 美 学 特 征 与 人 们 的 身 体 经 验 达 成 了 一 种 “融 合 状 态 ”
（Alexander，2010a）。
当集体记忆与大型的塑像、纪念碑联系起来，便成为与国家经历相
关、为国家叙事提供经验基质的官方记忆。 所有记忆都必然涉及遗忘和
重新建构。 承认特定事件或情节，意味着将这些时刻编织进更大的叙事
中； 这些叙事突出了某些元素 ， 同 时 淡 化、 掩 盖 和 模 糊 了其 他 元 素
（ Sturken，1997）。 区别于官方行动，地震博物馆的纪念装置一定程度上
重新带回和书写了被忽视的地方记忆、个人记忆。 主流的灾难记忆主要
关注救灾过程中强有力的国家在场以及众志成城、人定胜天的“积极叙
事”；地震博物馆则着力凸显了灾难带来的冲击、破坏、混乱，以及人类
面对自然灾害时的无力、渺小。 当然，其中也包括对地震所造成的破坏
的叹息与悲痛以及对遇难者作为“我们的一员”的缅怀等“积极叙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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