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4 - 《社会》2026年第3期

灾难如何收藏：记忆的物质性与文化创伤的图腾

化的拟像时，其作为苦难和创伤的象征意义也会减损。 因此，物的生命
史的分析进路更加关注“物品”（things）及其背后对应的社会行动，而非
物质特性（materiality）；更为重要的是，对物品的分析会将“意义”的生产
导向关于“价值”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而无法回应灾难纪念中展品
的道德问题。
如果将私人博物馆理解为一个文化经济企业， 可以更为清晰和准
确地理解其中的利益、道德承诺与遗产建构逻辑的混合程度（张力生，
2022）。 实际上，这也符合建川博物馆的自我定位，即该博物馆聚落是
“博物、明志以及旅游休闲的综合”。 在“文化-经济”的复合框架下，私
人 博 物 馆 成 为 博 物 馆 与 其 他 事 业 的 一 个 开 放 系 统 的 组 合 体
（ compound）， 在发展过程中涉及处于系统不同位置的拥有不同利益、
关系和策略的各种行动者及其动态变化。 由此，博物馆的建设实践、多
样化以 及 渐 进 发 展 ， 是 一 个 持 续 的 要 素 组 合 与 重 组 （assembling and
reassembling）的过程（Latour，2005）。 基于物的能动性的分析视角可以较
为全面地考察博物馆、外部机构以及其他因素的组合作用，但未能仔
细区分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博物馆”与其中的展出“物”之间的关系，而
是笼统地将其视作包含与被包含的层级关系，并未考虑到二者的不同
价值取向。 也就是说，二者被去价值化地纳入分析之中，忽略了其具有
明确的不同道德面向。
上述前两种分析进路提示我们， 要理解私人博物馆中所呈现的文
化遗产、政治和商业的复杂关系，必须将其纳入一个更宽泛的社会道德
语境中。 依循文化物品（cultural objects）的视角对形塑社会行动的意义
展开分析，需要同时关注意义与物质形式。 这种共享意义与物质的外部
形式可以直接地被用于理解社会生活中的各类范畴并以此建立和巩固
道德秩序的观念（McDonnell，2023）。 如此，集体意识与道德承诺以一种
不可见的方式作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通过对文化物品具体特质
（ material qualities） 的关注可以发现： 文化物品的分析路径不仅从外部
（outside鄄in）理解物质的对象，也从内部（inside鄄out）揭示了其被生产、评
估和体验的社会过程。 这种思路超越了对象-主体的二分，强调“只有
深入探究文化物品内部运作（inner workings）的机制 和逻 辑 ，才能 开 始
追 踪 这 些 物 品 在 外 在 和 广 泛 的 社 会 语 境 中 的 意 义 及 引 发 的 共 鸣 ”
（ Wagner鄄Pacifici，2018）。 对灾难展陈实物的“意义”或道德意涵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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