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3 - 《社会》2026年第3期

社会·2026·3

2018）：将当前事件与过去发生的事件建立关联（重新编码），塑造并激
活理解当前事件意义的框架。
因此， 记忆本质上指涉的是作为一种参照的意义框架以及集体的
模式化意义 （ patterned meanings）（Alexander，2012）。 记忆并不是文本化
的某种叙事或记录，而是关涉社会团结和整合的“文化结构”。要使这一
文化结构得以维系， 文化又必须以可感知和可理解的物质形式外化给
他人，即“具身化为某种形式的共享意义”（Griswold，1987）。 由此，物质
不仅是意义的“容器”，更是意义得以产生和传递的条件。
（三）纪念物作为文化物品
将物质性带回记忆研究需要考察地震博物馆中的“展品”，在理论
上至少有三种主要的分析进路。 其一，将“博物馆”作为研究语境，关注
物质文化的面向， 并以此追溯“物 ” 进 入 博物 馆 成 为 展 品 的生命 史
（ cultural biography）（Kopytoff，1986）。 其二，将博物馆整体视作一个以物
为中心的开放系统，考虑其中因“物”而展开的权力关系、道德承诺、利
益、历史记忆等诸要素（Latour，2005；McDonnell，2023）。 其三，在前两种思
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情境 中 考 察 作 为 文 化 物 品
（ cultural objects） 的展品建构意义的实践过程（Harré，2002；Keane，2003；
Griswold，et al.，2013；Jerolmack and Tavory，2014）。
考察展品社会生命的轨迹和移动过程可以凸显出其社会功能的不
同侧面， 以此展现出物质文化的研究进路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重点关
注。人们参与物质文化的行动，包括意义的创造、协商和争夺，共享文化
品味的消费等，将研究的视野从物品与身份认同延伸到亚文化现象，最
终上升到价值制度（regimes of value）的层面（Meyer，1994）。 张力生（Zhang，
2020）基于该研究路径分析了建川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及其运作机制，通
过探析该博物馆形成的历史， 并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的诸要素关联
起来，描述了博物馆从公众那里获得“道义资源”进而维持自身相对独
立的立场。 在张力生的分析中，考察的重点集中在“人”上———“搬运”
展品的馆长与策展人员成为叙事中心， 且博物馆的发展和变革的能量
也主要来自“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卡里斯玛特质（Zhang，2021a）。 此
外，在博物馆实践的道德伦理主题之外，商业动机也会影响其处理历史
主题以及收集展示特定项目的决定。 私人博物馆的收藏会因收集、交易
或投资等消费行为而削弱其在道德上的严肃性， 而且当展品成为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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